德国历史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德国历史
历史系列条目
早期历史 日耳曼人 民族大迁徙时期 法兰克王国 加洛林帝国
中世纪 東法蘭克王國 德意志王国 神圣罗马帝国 哈布斯堡君主國 东向移民运动 条顿骑士团国
近代历史 地方割据 18世纪 普魯士王國 奧地利帝國
统一 萊茵邦聯 德意志邦聯 德意志1848年革命 关税同盟 北德意志邦聯
德意志國 德意志帝國 第一次世界大战 魏瑪共和國 阿爾薩斯-洛林 萨尔 东比利时 但泽 梅梅尔 奥地利 苏台德 納粹德國 弗伦斯堡政府
冷战时期 军事占领 前东部领土 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西德 東德 薩爾保護領 兩德統一
当代 新联邦州 两德统一以来德国历史
专题史 时间轴 经济史 军事史（英语：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 領土變遷 柏林 女权主义（英语：Feminism in Germany） 德國国名
查 论 编

德国历史（德語：Deutsche Geschichte）根据传统史学界观点开始于德意志国王头衔羅馬人的國王的产生，覆蓋從佛蘭德斯到立陶宛，從北海沿岸到蒂羅爾^[a]的德意志人居住區域的历史，也可侧重指现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土内发生的历史。

概述[编辑]

德意志（Deutsch）这个词大约见于公元8世纪時期教宗哈德良一世的一份文獻中的狄奧迪西庫斯（Theodiscus）一詞，意思是「方言」或「人民的」，开始仅指在法兰克王国东部地区使用的一种不同於羅曼語和凱爾特語的方言。

德意志作為中歐一個獨特地區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凱撒大帝，他將萊茵河以東未被征服的地區稱為日耳曼尼亞，從而將其與高盧（如今的法國）區分開來。凯撒大帝大外甥奥古斯都曾尝试在日耳曼地区扩张，但并不成功。公元9年，日耳曼部落在條頓堡森林戰役中取得勝利，從而阻止了羅馬帝國的進一步吞併。後者將勢力撤回到了萊茵河西岸，建立了羅馬的上日耳曼尼亞省和下日耳曼尼亞省。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法蘭克人征服了其他西日耳曼部落，并越过莱茵河，进入了罗马帝国腹地。8世纪和9世纪之交的查理曼（卡尔大帝，德語：Karl der Große）具有承前启后大意义，他通过惨烈的萨克森战争将德国基督教化并纳入了他的「西欧帝国」，公元800年，查理曼在罗马加冕为帝，由此接续了罗马末代君主罗慕路斯被罢黜后中断324年的法统。843年，加罗林帝国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瓜分，東部归属日耳曼人路德维希，是为東法蘭克王國。962年，奧托一世加冕成為了中世紀德意志國家神聖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

到了中世纪中期歐洲之內的德語地區，是經歷了數次極為重要的歷史發展。首要一個是名作汉萨同盟的貿易綜合體系被建立起來，其由波羅的海和北海的諸德意志港口城邦所組建。第二個則是德意志基督教世界之中所滋長的十字軍思潮，由此誕生了條頓騎士團國，其曾橫跨波羅的海沿岸現在屬於愛沙尼亞、立窩尼亞和立陶宛的地区。該十字軍政體為該地域帶來基督化，同時也是向東部傳播了日耳曼文化和語言。也在這段時期裡，神聖羅馬皇帝為多項政治問題而捲入了與教廷間的衝突之中，並由此導致持續百年的叙任权斗争——薩利安王朝與羅馬教宗之間陷入「授神職權之爭」同時，德意志境內一批新興領土諸侯趁勢興起^[1]。新興的德意志貴族們利用帝國皇權無暇顧及內政之際，大幅擴張及鞏固自身統治權限；為擴張自身實力以與其他帝國內外政敵、乃至德意志皇室中央相抗衡，便戮力橫越易北河而向東擴張，佔據西斯拉夫領土以圖強化各自政權^[2]。

中世紀晚期，地域內眾公爵、親王和主教以犧牲皇帝為代價而获取到權力。1517年後，馬丁·路德在天主教會內領導了新教改革，北部和東部各邦改宗新教，而南部和西部大部分邦国仍然是天主教佔主導。神聖羅馬帝國的兩個阵营（天主教和新教）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中發生衝突，這對居住这片土地的兩千萬民眾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三十年戰爭給德國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德國各邦国有超過1/4的人口死於這場災難性的戰爭。

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終結的戰爭，為神聖羅馬帝國所控制的諸領地帶來了高度自治，同属日耳曼语系的尼德兰和瑞士藉機脱离帝國獨立，而另外一些領地也開始在帝國之外掌握起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土地主權，它们中最强大的几个是奧地利、普魯士、巴伐利亞和薩克森。隨著1803年至1815年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封建制度因改革和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而衰落。此後，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與反动力量發生了衝突。1848-49年的德國革命失敗了，但同时期的工業革命使德國經濟現代化，導致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以柏林為首都的普魯士逐漸強大起來。德國的大學成為世界級的科學和人文中心，音樂和藝術蓬勃發展。现代德意志（不包括奧地利、盧森堡和瑞士德語區）的統一是在普鲁士總理奧托·馮·俾斯麥的領導下實現的，普鲁士在三次王朝战争中击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为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德意志统一最終採取的是小德意志解決方案（德語：Kleindeutsche Lösung），而不是含有奧地利的大德意志解決方案（德語：Großdeutsche Lösung）。新的帝國議會是一個民選議會，在帝國政府中的作用有限。1890年代後，德國與其他大國一起在非洲和太平洋進行殖民擴張，並迅速成長為僅次於英法的殖民帝國。

到1900年，德國已成為歐洲大陸的主導力量，其迅速擴張的工業已經超過了英國，同時還引發了一場海軍軍備競賽。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中領導同盟國對抗法國、英國、俄羅斯、意大利和美國。1918年，德國戰敗並被部分佔領，被迫根據《凡爾賽條約》支付戰爭賠款，被剝奪其全部殖民地和部分本土，军队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并被禁止與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合併。1918-19年的德國革命結束了聯邦君主立憲制，促成了魏瑪共和國的建立，這是一個不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國家。1930年代初，全球大蕭條對德國造成了沉重打擊，失業率飆升，人們對政府失去信心。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他的納粹黨迅速建立了一個極權主義政權，納粹德國提出了越來越咄咄逼人的領土要求，如果得不到滿足，就會威脅發動戰爭。1936年萊茵蘭重新軍事化，然後在1938年通過慕尼黑協定，德國吞併了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語區，並在1939年進一步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1939年9月1日，德國在歐洲發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入侵波蘭。1939年與蘇聯達成協議後，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了東歐。1940年春天的“靜坐戰”後，德軍迅速征服了丹麥、挪威、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和法國，並將英国远征軍趕出了西歐。1941年，希特勒的軍隊入侵并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臘，并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

種族主義，尤其是反猶太主義，是納粹政權的核心特徵。在德國本土，但主要是在德國占領區，納粹大屠殺系統性地殺死了1700萬人，其中包括600萬猶太人（佔1933年歐洲猶太人口的2/3），以及波蘭人、羅姆人、蘇聯人（俄羅斯人和非俄羅斯人）、殘疾人、LGBTQ群体、德國持不同政見者和其他群体，他们或被关入集中营或被大规模杀害。1942年秋末，德國對蘇聯的入侵逐步陷入僵局。同年年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精锐的第6集团军30余万官兵被苏联成建制消灭，此役成为了二战的转折点。美國參戰後，德國本土城市成為盟軍大規模轟炸的目標。據估計在盟軍的轟炸襲擊中，共有約353,000名德國平民喪生，900萬人無家可歸。在盟軍登陸諾曼底（1944年6月）之後，德軍在各條戰線上被擊退，直到1945年5月最終崩潰。在盟軍的佔領下，德國东部领土被割让，西部領土被一分为四，奧地利再次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去納粹化在盟军占领区实行，冷戰導致德國分裂為資本主義陣營的西德和共產主義陣營的東德。同时，根据雅尔塔协定，奧德-尼斯線以东的德国领土不再归该国所有。數百萬德國人從戰前的德国东部、蘇台德和整個東歐被驅逐出境，許多德國人也從共產主義的东德逃往西德。1950年代，西德在北約的支持下重新武裝起來，但不允许开发和使用核武器。1950年代，在两国高层的努力下，法德这对宿敌得以和解，这帮助了德国重新融入欧洲，并构建起了歐盟的基本框架。

1989年柏林牆倒塌，東方集團瓦解，1990年東德與西德重新統一，首都由波恩迁往柏林。1998-1999年，德國參與創建了歐元區。德國目前是歐洲乃至世界的經濟強國，貢獻了歐元區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在2010年代初期，德國在試圖解決不斷升級的歐元危機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尤其是涉及希臘和其他南歐國家的危機。2015年后，該國主导欧盟应对歐洲移民危機，并成為了敘利亞和其他動盪地區尋求庇護者的主要接收者。

早期历史（至5世纪止）[编辑]

“	他们具有坚贞的品质；既不受声色的诱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期密约....他们优良的风俗习惯，其效力远胜于别的地方[3]的优良法律。	”
——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98年

史前历史[编辑]

古人類活動[编辑]

早在1100萬年前就出現在德國的前人類祖先被認為是最早用兩條腿走路的祖先之一^[4]。1907年海德堡人下頜骨的發現證實了至少60萬年前在德國已經有早期智人生息繁衍.^[5]。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全套狩獵武器是從下薩克森州舍寧根的一個煤礦中挖掘出來的。1994年至1998年間，最終出土了8支38萬年曆史的木製標槍，長度在1.82至2.25米（5.97至7.38英尺）之間^[6][7]。

1856年，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杜塞爾多夫附近的尼安德河谷的一個石灰岩洞穴中打撈出一種已滅絕人類物種的化石骨骼。這些化石的古老性質，現在已知大約有40,000年的歷史，被赫爾曼·沙夫豪森（德語：Hermann Schaaffhausen）於1858年在有史以來第一個古人類學物種描述中發現並發表了這些特徵^[8]，該物種於1864年被命名為了尼安德特人（拉丁語：Homo neanderthalensis）。

在施瓦本汝拉的幾個洞穴中發現和記錄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現代人類占領的遺跡包括各種猛獁象牙雕塑，這些雕塑是最古老的無可爭議的藝術作品，還有幾支由鳥骨和猛獁象牙製成的長笛，這些長笛被證實是最古老的曾經發現的樂器。擁有40,000年曆史的獅子人雕像代表了最古老的無爭議的具象藝術作品，而擁有35,000年曆史的霍勒菲尔斯（Hohle Fels）的維納斯小像被認為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的無爭議的人類具象藝術作品^{[9][10][11][12]}。

早期文明[编辑]

不同於土著狩獵採集者遷移到歐洲的第一批早期農民群體來自於10,000至8,000年前新石器時代初期的安納托利亞西部的部落^[13]。德國中部是線性陶器文化（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500年）的主要地區之一，與丹麥和德國北部的埃特博勒文化（Ertebølle，公元前5300年至3950年）部分同時代。之後，德國東北部以及波蘭和丹麥的大部分地區成為漏斗杯文化的一部分（約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800年）。

新石器時代晚期遍布中歐肥沃平原的繩紋器文化（約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350年）的定居者俱有印歐血統。大約4,500年前，印歐人通過大規模遷徙來到了歐洲的中心地帶^[14]。

到青銅時代晚期，甕菲爾德文化（約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750年）已經取代了中歐的鐘形燒杯、烏內蒂斯和古墓文化^[15]。從甕菲爾德文化發展而來的哈爾施塔特文化是公元前12至8世紀和鐵器時代早期（公元前8至6世紀）的主要西歐和中歐文化。接受了這些文化特徵的人被視為凱爾特人。凱爾特人如何以及是否與甕菲爾德文化有關仍然存在爭議。然而，在青銅時代晚期（大約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00年），凱爾特文化中心在中歐發展起來。一些，如多瑙河的海訥堡，發展成為中歐鐵器時代的重要文化中心，維持通往地中海的貿易路線。公元前5世紀，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提到了多瑙河上的凱爾特人城市-比利牛斯，歷史學家將其歸因於休訥堡（Heuneburg）。從公元前700年左右開始，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南部和德國北部的日耳曼人向南擴張，逐漸取代了中歐的凱爾特人^{[16][17][18][19][20][21]}。

日耳曼人[编辑]

早期遷徙[编辑]

德国地界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但因為缺乏文獻記載，所以德意志人的早期歷史並不清楚。羅馬帝國最早開始記載日耳曼部落（Germanen）的活動，但這些日耳曼部落與今天的德意志民族並不相同。當時所謂的日耳曼部落，是對所有居住於北歐及中歐，使用印度－日耳曼語系的各個部落的統稱^[22]。現代的民族學家對這個名字的含意尚不太清楚，大約可信的是歐洲較早的居民克爾特人（Kelten）先使用這個名稱來稱呼新移民。而凱撒遠征高盧時，用「日耳曼族」這個名稱來稱呼當時居住在萊茵河右岸（在今天的德國境內）的各個部落。其後，「日耳曼族」這個概念才逐漸介紹到羅馬人的世界裡^[23][24]。

日耳曼部落是指原先居於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南部（包括丹麥）及其臨近地區的一些民族，他們的文化及宗教相當接近，所以成為一個文化圈。西元前1000年左右，因為北歐地區氣候轉壞，該地區的居民開始向南遷移。到西元前450年時，他們分布於萊茵河沿岸，南至阿爾卑斯山以北，東到外克塞河（Weichsel，即維斯杜拉河）的地區之內。到了西元前2世紀，這些民族又開始另一波的民族移動，而開始與在南歐的羅馬帝國有較多的接觸^[23][25]。

日耳曼部落雖是以語言、血統、生活習慣、文化及信仰為族群的指標，但因散居之故，個別差異可以相當大。所以西元4世紀起的大規模族群遷移時，並不是整個血緣民族集體行動，而是以較小的氏族組織為單位^[24]。歷史學家將這些移動的日耳曼部落約略分成西日耳曼人、東日耳曼人及北日耳曼人三個大類別。西日耳曼人指的是西元1世紀時居住在西起萊茵河，東至威悉河，南至多瑙河，北達北海的這些族群^[23]。

關於日耳曼部落早期歷史的事實和詳細知識很少見。研究人員必須滿足於記錄部落與羅馬人的事務、語言結論、考古發現以及考古研究的新奇而吉祥的結果。公元前1世紀中葉，共和羅馬政治家朱利葉斯·凱撒在高盧戰役期間架起了已知的第一座橫跨萊茵河的橋樑，並帶領一支軍事特遣隊穿越並進入當地日耳曼部落的領土。幾天后，凱撒沒有與日耳曼軍隊（已撤退到內陸）取得聯繫，回到了河的西邊^[25]。到公元前60年，酋長阿里奧維斯圖斯領導下的蘇維匯人部落已經征服了萊茵河以西的高盧埃杜部落的土地。隨後的計劃讓來自東部的日耳曼定居者在該地區定居，但遭到了凱撒的強烈反對，他已經發起了征服所有高盧的雄心勃勃的運動。尤利烏斯·凱撒於公元前58年在孚日戰役中擊敗了蘇埃比軍隊，並迫使阿里奧維斯圖斯撤退到萊茵河對岸^[26][26][27]。

古典時期[编辑]

公元前后，在多瑙河和莱茵河流域，已定居着许多日耳曼部落，这些部落同企图征服此地的罗马帝国不断发生冲突。公元9年的日耳曼各部族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战胜当时强盛的罗马帝国。在这次战役中，日耳曼部落伏击并消灭三个罗马军团。此后，罗马人再也没有真正尝试过把它们帝国的东部边界推进过莱茵河。罗马帝国的扩张方向转向了地中海东部。

自407年开始的一段时期中，各莱茵河沿岸的日耳曼部落渡过莱茵河并在今天的法国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建立一系列短暂的王国。476年，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的下层人民联合，推翻显赫的罗马帝国。

定居萊茵[编辑]

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奧古斯都認為，征服萊茵河和多瑙河不僅是常規的外交政策，也是對抗日耳曼人入侵仍然叛逆的高盧的必要條件。沿兩條河流建立了一系列堡壘和商業中心。一些部落，如烏比人（Ubii），因此與羅馬結盟並欣然接受了先進的羅馬文化。公元1世紀，羅馬軍團向日耳曼尼亞大區、上多瑙河以北和萊茵河以東地區展開了廣泛的战争，試圖制服各個部落。羅馬人的行政理念、稅收徵收和法律框架因完全缺乏基礎設施而受挫。例如，日耳曼人的戰役幾乎完全以頻繁屠殺村民和不分青紅皂白的掠奪為特徵。然而，這些部落保持著他們難以捉摸的身份。公元9年，在熟悉羅馬戰術學說的切魯西人（Cherusci）酋長阿米尼烏斯領導下的部落聯盟在條頓堡森林戰役中擊敗了一支規模龐大的羅馬軍隊。因此羅馬決定永久建立萊茵河/多瑙河邊界，並避免進一步向日耳曼尼亞推進領土。到公元100年，萊茵河、多瑙河和日耳曼萊姆河沿岸的邊界牢固確立。正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中所描述的，幾個日耳曼部落生活在邊界南部和西部的羅馬統治下。這些土地現代位於巴登-符騰堡州和巴伐利亞州南部、黑森州南部、薩爾州和萊茵蘭。奧地利形成了諾里庫姆和雷蒂亞的行省^[28][28][29]。下日耳曼尼亞省（首府位於科洛尼亞克勞迪婭阿拉阿格里皮尼西姆（拉丁語：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nsium），即現代的科隆）和上日耳曼尼亞省（首府位於莫貢蒂阿庫姆，現代的美因茨）於公元85年正式成立，由於持久的軍事控制受到限制，經過漫長而痛苦的戰役到河流周圍的土地^[30]。早在中世紀之前，基督教就被引入羅馬控制的西日耳曼尼亞，在君士坦丁一世統治期間（306-337年）當地建造了許多基督教宗教建築^[31]。

部落公國和邊區[编辑]

部落公國（德語：Stammesherzogtümer）是指各個日耳曼部落的傳統領土。這種公國的概念尤其在9世紀將構成東法蘭西的地區倖存下來^[32]，其中包括巴伐利亞公國、施瓦本公國、薩克森公國、弗蘭肯公國和圖林根公國^[33]，與中法蘭克的勃艮第伯國或洛林伯國不同^[34][35]。

法兰克尼亚王朝（1027-1125）保留部落公國作為德國的主要區劃，但在中世紀早期的霍亨斯陶芬統治時期，它們變得越來越過時，腓特烈·巴巴羅薩最終在1180年廢除了它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領土公國。

德國歷代國王在東部和北部建立了一系列邊疆區。其中包括盧薩蒂亞、諾德馬克（將成為未來勃蘭登堡和普魯士的中心）和比隆邊區。在南部，邊疆區包括卡爾尼奧拉、施蒂里亞和後來成為奧地利的奧地利邊疆區。

中世紀（5世纪－1493年）[编辑]

法蘭克王國[编辑]

墨洛溫王朝[编辑]

到500年，克洛維統一了所有法蘭克部落，統治了整個高盧^[36]，並在509至511年間被宣佈為法蘭克國王^[37]。與當時的大多數日耳曼統治者不同，克洛維斯直接受洗成為羅馬天主教而不是阿里烏教。他的繼任者將與教皇傳教士密切合作，其中包括聖博尼法斯。511年克洛維斯死後，他的四個兒子瓜分了他的王國，包括奧斯特拉西亞。奧斯特拉西亞的權威從自治到皇家征服來回傳遞，因為連續的墨洛溫國王交替地聯合和細分法蘭克人的土地^[38]。

在5世紀和6世紀期間，墨洛溫王朝的國王征服了圖林根人（531至532年）、勃艮第王國和梅斯公國，並擊敗了丹麥人、萨克森人和西哥特人^[39]。克洛塔爾一世（558至561年）統治了現在德國的大部分地區，並在薩克森進行了軍事遠征，而現代德國的東南部仍然受到東哥特人的影響。萨克森人控制著從北部海岸到南部的哈茨山脈和艾希斯費爾德的地區^[40]。

墨洛溫人將法蘭克帝國的各個地區置於半自治公爵的控制之下——無論是法蘭克人還是地方統治者^[41]，並遵循羅馬帝國戰略傳統，將新征服的領土進行社會和政治一體化^[42][43]。雖然被允許保留自己的法律制度^[44]，被征服的日耳曼部落被迫放棄阿里烏基督教信仰^[45]。

718年，查理·馬特與萨克森人發動戰爭以支持新人。743年，他的兒子卡洛曼擔任宮相，重新與萨克森人作戰，萨克森人曾與巴伐利亞的奧迪洛公爵結盟並幫助他們^[46]。到750年，信仰天主教的法蘭克人控制了高盧、德國西北部、施瓦本、勃艮第和瑞士西部的廣闊領土，其中包括與羅馬教廷結盟的阿爾卑斯山口，對抗對羅馬教廷構成永久威脅的倫巴第人^[36]。在倫巴第國王利烏特普蘭德的壓力下，教皇特使在圖爾戰役中於732年戰勝倭馬亞哈里發軍隊後，已派教皇特使尋求幫助，但這是一個持久且互利的聯盟只有在查理曼在他的繼任者法蘭克公爵矮子丕平的領導下去世後才會實現^[47]。

751年，墨洛溫王朝國王的宮相丕平三世自封為國王，並由教會授膏。教皇斯蒂芬二世授予他羅馬人族長（拉丁語：Patricius Romanorum）世襲頭銜，並作為羅馬和聖彼得的保護者^[48]，以回應丕平的捐贈，這保證了教皇國的主權。查理大帝（從774年到814年統治法蘭克人）對法蘭克人的異教對手萨克森人和阿瓦爾人發動了長達數十年的軍事行動。薩克森戰爭的戰役和起義從772年持續到804年。法蘭克人最終壓倒了萨克森人和阿瓦爾人，強迫人民皈依基督教，並將他們的土地併入加洛林帝國。

加羅林的巔峰[编辑]

在768年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去世後，他的長子查理曼鞏固了他的權力並擴大了王國。查理曼大帝以圍攻帕維亞結束了200年的倫巴第王國統治，並於774年自立為倫巴第國王。在776年的叛亂之後，忠誠的法蘭克貴族取代了舊的倫巴第貴族^[49]。在接下來的30年裡，他無情強了他在法蘭西的權力，並征服了東部的斯拉夫人和潘諾尼亞阿瓦爾人以及撒克遜人和巴伐利亞人等所有部落^[50][51]。公元800年的聖誕節，查理曼大帝在羅馬被教皇利奧三世加冕為「Imperator Romanorum」（羅馬人的皇帝）^[52]。

德意志國的建立[编辑]

查理曼大帝的三個孫子之間為延續分割繼承的習俗或引入長子繼承權而發生爭執，導致加洛林帝國被843年的凡爾登條約分成三個部分。日耳曼人路易獲得了王國的東部即東法蘭克，它涵蓋了萊茵河以東和意大利北部的所有土地^[53]。西边的部分即莱茵河左岸的西法兰克王国就成为后来法国的基础；而东边的部分即莱茵河右岸講德语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为后来的日耳曼王国的基础，成为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是今天德国的雏形；中间的部分成为后来法德争斗的根源。這包括德國部落公國的領土——法蘭克人、薩克森人、施瓦本人和巴伐利亞人——在第一個非法蘭克人國王捕鳥者亨利的統治下聯合成一個聯邦，他從919年統治到936年^[54]。亞琛的王宮發揮了核心作用，因為當地的王廷教堂在整個中世紀直到1531年都是所有皇家加冕儀式的官方地點^[55][56][57]。

公元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当选为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54]，建立萨克森王朝。萨克森王朝的地域大致位于今荷兰、德国西部、瑞士和奥地利。严格意义上的德意志历史的就此开始。

神圣罗马帝国[编辑]

奧托大帝[编辑]

936年，奧託一世在亞琛加冕為德國國王，961年在帕維亞加冕為意大利國王，並於962年由教皇約翰十二世在羅馬加冕為皇帝。德國國王作為意大利王國和拉丁教會保護者的傳統導致12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一詞。官方繼續使用這個名稱，以表明德國的身份，並添加了擴展名：Nationis Germanicæ（德意志民族）在1452年羅馬最後一次加冕之後直到1806年解散^[54]。奧托通過重新主張舊的加洛林人對教會任命的權利來加強皇室權威。奧托從貴族手中奪取了任命主教的權力^[58]，他們控制著大片土地。此外，奧托恢復了加洛林人在邊境地區任命傳教士的舊計劃。奧托繼續支持高級神職人員獨身，因此教會任命從未世襲。通過將土地授予他任命的方丈和主教，奧托實際上將這些主教變成了“帝國親王”（Reichsfürsten）^[59]。通過這種方式，奧托得以建立國家教會。955年，匈牙利馬扎爾人在萊希費爾德戰役中的決定性失敗遏制了對王國的外部威脅。易北河和奧得河之間的斯拉夫人也被征服了。奧托進軍羅馬，將約翰十二世趕下教皇寶座，多年來一直控制著教皇的選舉，為未來幾年帝國控制教皇樹立了堅實的先例^[60][61]。

公元962年，东法兰克国王、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宗若望十二世加冕称帝（962－973年在位），成为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62][63]。从1157年起，帝国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

1024年，亨利二世去世后无嗣，来自法兰克尼亚的康拉德二世当选为东法兰克国王，并于1027年加冕为皇帝^[64]。1125年，末代君主亨利五世去世，没有子嗣，薩利安家族統治终结。

十字軍東征[编辑]

1189年，“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与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一起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然而，他毕竟未能到达圣地。在帶領德軍東征的途中，因為決意認為游過河比翻山越嶺更省時間，於是真的跳進了河中，想證明給士兵看，結果在幾分鐘後淹死了。

1422年，阿尔布雷希特支系的阿尔布雷希特五世迎娶了神聖羅馬皇帝兼匈牙利及波希米亞國王西吉斯蒙德唯一的庶女卢森堡的伊丽莎白，並被指定為西吉斯蒙德的繼承人。1437年，西吉斯蒙德病逝，阿尔布雷希特於次年陸續即位為罗马人民的国王、匈牙利国王及波希米亞國王（阿尔布雷希特二世，未加冕为皇帝）。由此以後，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把持神聖羅馬帝国皇位（1742年-1745年間除外），直至帝國覆亡。

條頓騎士團[编辑]

1230年，條頓騎士團的天主教修道會發起了普魯士十字軍東征^[65][66]。這場運動得到了馬索維亞的波蘭公爵康拉德一世的軍隊的支持，最初旨在使波羅的海古普魯士人基督教化，主要是在征服大片領土方面取得了成功。該命令在帝國批准的鼓舞下，很快決定在沒有康拉德公爵同意的情況下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騎士團僅承認教皇權威並以穩固的經濟為基礎，在接下來的150年裡穩步擴張條頓國家，與鄰國發生了幾次土地糾紛。與波蘭王國、立陶宛大公國和諾夫哥羅德共和國的長期衝突最終導致了15世紀中葉的軍事失敗和遏制。

1410年7月15日，條頓騎士團與波蘭、立陶宛、俄羅斯聯軍進行格林瓦爾德戰役，條頓騎士團敗北，包括大團長烏爾里希·馮·容寧根在內的全部指揮官陣亡。1440年，普魯士聯邦由條頓騎士團的紳士和市民建立，1454年它起來反對騎士團，要求波蘭國王卡齊米日四世將該地區併入波蘭王國，國王同意並在克拉科夫簽署了一項合併法案。1454年3月在克拉科夫實施時，該地區的市長、市民和代表宣誓效忠波蘭國王。這標誌着條頓騎士團和波蘭之間的十三年戰爭的開始。卡齊米日四世授權合併領土的主要城市鑄造波蘭硬幣。普魯士的大部分地區在戰爭中遭到破壞，在此期間，騎士團於1455年將諾伊馬克送回勃蘭登堡以籌集戰爭資金。由於馬里恩堡城堡被移交給僱傭軍以代替他們的報酬，並最終移交給波蘭，因此騎士團被迫將其基地遷至桑比亞的柯尼斯堡。

1512年，來自勃蘭登堡霍亨索倫家族的阿爾布雷希特被選為條頓騎士團大團長，他是勃蘭登堡選帝侯的近親。波蘭-條頓戰爭之後，當勃蘭登堡的阿爾布雷希特於1525年皈依路德教時，騎士團完全被普魯士趕下台。他將騎士團剩餘的普魯士領土世俗化，並繼承了他的叔叔博拉國王西吉斯蒙德一世的地位，以及普魯士公國作為波蘭王室的個人附庸的世襲權利，史稱「普魯士效忠」。普魯士公爵保留了它的貨幣、法律和信仰。勃蘭登堡的最後一位大團長阿爾布雷希特於1525年皈依路德教，並將騎士團剩餘的土地變成了世俗的普魯士公國^[67][68]。

王權和教權的鬥爭[编辑]

康拉德二世的曾孫亨利五世（1086-1125）於1111年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五世希望獲得對帝國內部教會的更大控制權，任命薩爾布呂肯的阿達爾伯特為強大的同年任美因茨大主教。阿達爾伯特開始主張教會的權力對抗世俗權威，即皇帝。這引發了“1111年危機”，成為長期授職權爭議的又一章^[69]。1137年，選侯們回到霍亨斯陶芬家族尋找候選人康拉德三世。康拉德試圖剝奪他的競爭對手亨利的兩個公國——巴伐利亞和薩克森——這導致了德國南部的戰爭，因為帝國被分成了兩個強大的派系。韋爾夫（Welf）或歸爾甫派（Guelphs）支持驕傲的亨利的韋爾夫家族，這是巴伐利亞公國的統治王朝。魏布林根（Waiblings）或吉伯林派（義大利語：Ghibellines）的敵對派別宣誓效忠霍亨斯陶芬的施瓦本家族。在此早期，韋爾夫家族在教皇和政治特殊主義（關注公爵利益反對中央帝國權威）下普遍保持教會獨立。另一方面，歸爾甫派主張嚴格控制教會和強大的中央帝國政府^[70]。

在霍亨斯陶芬皇帝腓特烈一世統治期間，兩派於1156年達成和解。巴伐利亞公國被歸還給了代表圭爾夫黨的薩克森公爵亨利的兒子獅子亨利。然而1156年，奧地利的侯爵領地從巴伐利亞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奧地利公國^[71]。

意大利北部自信的城市通過貿易致富，在教皇的支持下，越來越反對巴巴羅薩對意大利的封建統治（Honor Imperii）的主張。這些城市在倫巴第聯盟中聯合起來，最終在1176年的萊尼亞諾戰役中擊敗了巴巴羅薩^[72]。次年，皇帝與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在威尼斯條約中達成和解。1183年的康斯坦茨和平最終確定意大利城市仍然效忠於帝國，但在其領土內被授予地方管轄權和完全的王權^[73]。

1180年獅子亨利被取締，薩克森分裂，巴伐利亞被授予維特爾斯巴赫的奧托，他建立了維特爾斯巴赫王朝，統治巴伐利亞直到1918年。

從1184年到1186年，腓特烈一世巴巴羅薩統治下的帝國在美因茨舉行了五旬節會議，他的兒子亨利在米蘭與西西里島的諾曼公主康斯坦斯結婚，達到了文化頂峰^[74]。封建領主的權力因任命大臣（皇帝的非自由僕人）為官員而受到削弱。正如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的學術哲學和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的文學作品所表達的那樣，騎士精神和宮廷生活蓬勃發展^[75]。

1212年至1250年間，腓特烈二世從他在西西里的基地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專業管理的國家。他繼續征服意大利，導致與教皇的進一步衝突。在帝國，廣泛的主權權力被授予教會和世俗王子，導致獨立領土國家的興起。與教皇的鬥爭削弱了帝國的實力，腓特烈二世被逐出教會三次。在他死後，霍亨斯陶芬王朝垮台，隨後是一個沒有皇帝的空位期（1250-1273）。這一空缺期隨著士瓦本公爵哈布斯堡的魯道夫當選皇帝而告終^[76][77]。

皇帝路易四世與教皇之間的談判失敗導致1338年六位皇室親王在倫塞發表聲明，大意是所有或大多數選民的選舉自動授予皇室頭銜並統治帝國，而無需教皇確認。結果君主不再受到教皇的認可，變得越來越依賴選民的青睞。1346年至1378年間，波希米亞國王盧森堡皇帝查理四世尋求恢復皇權。1356年的金玺诏书規定，所有未來的皇帝都將由一個只有七名——四名世俗和三名神職——選舉人組成的选举团選出。世俗的選舉人是波希米亞國王、普法爾茨選侯、薩克森公爵和勃蘭登堡選侯，神職選舉人是美因茨、特里爾和科隆的大主教^[78]。

1347年至1351年間，德國和幾乎整個歐洲大陸都被最嚴重的黑死病大流行所吞噬。據估計，它導致歐洲30%至60%的人口突然死亡，並導致廣泛的社會和經濟混亂以及嚴重的宗教不滿和狂熱。少數群體，特別是猶太人受到指責、挑出和攻擊。最終許多猶太人逃離並在東歐重新定居^[79][80]。

神圣罗马帝国主要王朝列表

• 奥托王朝（962–1024年）
• 薩利安王朝（1027–1125年）
• 霍亨斯陶芬王朝（1155-1197，1220–1254年）
• 大空位时代（1254–1312年）
• 盧森堡王朝（1346–1437，1312–1313年）
• 哈布斯堡王朝（1440–1740年）
• 哈布斯堡-洛林王朝（1745–1806年）

社會發展[编辑]

城鎮繁榮[编辑]

到1056年亨利三世統治結束時，德國領土的總人口估計約為5到600萬，而在1190年腓特烈·巴巴羅薩統治後約為7到800萬^[81][82]。他們中絕大多數是農民，通常處於封建領主和修道院的農奴制狀態^[70]。城鎮逐漸出現，在12世紀，沿著貿易路線和帝國據點和城堡附近建立了許多新城市。這些城鎮受市政法律制度的約束。像科隆這樣已經獲得帝國自由城市地位的城市^[83]，不再對當地的地主或主教負責，而是皇帝的直接臣民，享有更大的商業和法律自由。這些城鎮由一個通常是商業精英的貴族委員會統治。工匠們成立了行會，受嚴格的規則管理，試圖控制城鎮；一些對女性開放。社會已經多樣化，但被劃分為神職人員、醫生、商人、各種工匠行會、不熟練的臨時工和農民等界限分明的階級。窮人無法獲得完整的公民身份。稅收、公共支出、商業監管和市場監管等問題以及公司自主權的限制引發了政治緊張局勢^[84]。

東向移民[编辑]

東向移民（Ostsiedlung）是指德國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協調的移民和租用定居點結構進入薩勒河和易北河以東的斯拉夫人和巴爾特人已經居住的領土的過程，例如現代波蘭和西里西亞和在11世紀至14世紀的中世紀，向南進入波希米亞、現代匈牙利和羅馬尼亞。10世紀和11世紀早期帝國向東方發動的軍事行動的主要目的是懲罰和征服當地的異教徒部落^[85][86]。在軍隊撤退後，被征服的領土大部分都失去了，但最終被併入帝國作為邊區，在要塞和城堡中駐軍加強邊境地區，他們將確保軍事控制並強制徵收貢品。當代資料不支持有組織地安置平民的政策或計劃的想法^[87]。

洛泰爾二世從1135年起重新確立了對波蘭、丹麥和波希米亞的封建主權，並任命侯爵將邊境地區變為世襲封地並設立文職行政機構。移民過程沒有明顯的時間順序，因為它發生在許多個人努力和階段，甚至經常受到斯拉夫地區領主的鼓勵。然而新社區受到德國法律和習俗的約束。定居者的總數通常相當低並且根據誰佔多數，人口通常相互同化^[88]。東向移民運動沒有明確的原因，也沒有明確的結束時間。然而，在1300年之後可以觀察到定居運動的放緩，在14世紀，只有少數有講德語的殖民者參與的新定居點被建立。對東向移民運動結束的解釋必須包括各種因素，而無法清楚地權衡或區分它們。從1300年左右開始的氣候惡化為「小冰河期」，即始於14世紀中期的農業危機。在1347年瘟疫造成的人口衰退之後，已經發生了深刻的破壞過程^[89][88]。

汉萨同盟[编辑]

漢薩同盟是北歐和中歐城鎮商業公會的商業和防禦聯盟，在中世紀晚期（12世紀至15世紀）主導波羅的海、北海和相連通航河流沿岸的海上貿易)^[90]。每個附屬城市都保留其主權的法律制度，除自由帝國城市外，只有有限程度的政治自治^[90]。從呂貝克市和漢堡市的協議開始，行會進行合作，以加強和整合他們的經濟資產，例如確保貿易路線和稅收特權^[91]，以控制價格，更好地保護和銷售當地商品^[91]。帝國內重要的商業中心，例如萊茵河上的科隆和北海的不來梅，都加入了聯盟，這導致了更大的外交聲望。由於具有巨大的經濟潛力，各個地區的王公們都承認，他們授予了有利的特許狀，通常是排他性的商業經營^[92]。在其鼎盛時期，該聯盟在西至倫敦和愛丁堡、東至諾夫哥羅德和挪威卑爾根之間的幾乎所有城市都設有貿易站和聯絡點。到14世紀後期，強大的聯盟在必要時通過軍事手段強制執行其利益。這在1361年至1370年與主權丹麥王國的戰爭達到了高潮。漢薩同盟的主要城市仍然是呂貝克，1356年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宣布了其官方結構^[93][94]。1370年戰勝丹麥，訂立《施特拉爾松德條約》。同盟壟斷波羅的海地區貿易，並在西起倫敦，東至諾夫哥羅德的沿海地區建立商站，實力雄厚。15世紀中葉後，隨著英、俄、尼德蘭等國工商業的發展和新航路的開闢，汉萨同盟轉衰，最终于1669年解體。

性别角色[编辑]

從中世紀早期一直持續到18世紀，日耳曼法律規定女性相對於男性處於從屬和從屬的地位。作為德國土地法律依據的薩利克法，婦女在財產和繼承權方面處於不利地位。日耳曼寡婦需要一名男性監護人在法庭上代表她們。與盎格魯-撒克遜法或西哥特法典不同，薩利克法禁止女性繼承王位。社會地位基於軍事和生物學角色，這一事實在與新生兒相關的儀式中得到證明，當時女嬰的價值低於男嬰。直到18世紀，巴伐利亞法律才允許對妻子使用武力^[95][96]。

在中世紀，一些有錢人的女性宣稱她們的影響力，通常是在宮廷或修道院環境中。賓根的希爾德加德、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巴伐利亞的伊麗莎白和阿古拉·馮·格倫巴赫都是在醫學、音樂創作、宗教寫作、政府和軍事政治等不同領域追求獨立成就的女性。

文化教育[编辑]

本篤會修道院院長希爾德加德·馮·賓根（1098-1179年）撰寫了幾部有影響力的神學、植物學和醫學著作，以及信件、禮儀歌曲、詩歌，以及可以說是現存最古老的道德劇《虛擬秩序》，同時監督了輝煌的微型照明。大約100年後，瓦爾特·馮·德·福格爾魏德成為戀歌诗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們是中高地德語的抒情詩人。

1439年左右，美因茨的約翰內斯·古騰堡使用活字印刷術發行了古騰堡聖經。他是印刷機的全球發明者，從而開啟了印刷革命。廉價印刷書籍和小冊子在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的傳播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大約在15世紀到16世紀的過渡時期，來自紐倫堡的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在20多歲時就在歐洲確立了他作為畫家、版畫家、數學家、雕刻家和理論家的聲譽，並確立了他作為最重要人物之一的聲譽。

步入近代（1493－1648年）[编辑]

“	教皇沒有免除任何罪孽的意志和權力，他隻能赦免憑自己的權力或教會法加於人們的懲罰。教皇除宣告或証明罪孽已由神赦免外，他本人不能赦免任何罪過。	”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

帝國改革[编辑]

在1493年至1519年在位期間，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與各等級（有時是他的反對者，有時是他的合作者）、他的官員和他的人文主義者共同努力，改革了帝國。建立了最高法院的雙重製度（帝國樞密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和帝國宮廷法院（Reichshofrat）），以及正式的羅馬法接收^{[97][98][99][100]}；帝國議會（Reichstag）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論壇和最高的法律和憲法機構，從長遠來看，這將成為維護帝國的保證^[101][102]；永久地塊(德語：Ewiger Landfriede）於1495年宣布，區域聯盟和工會提供支持結構，同時創建了帝國行政圈（Reichskreise)，其目的是組織帝國軍隊、徵稅和執行帝國命令機構^{[103][104][105]}。帝國和宮廷衡平機構合併成為決定性的政府機構^[106][107]；馬克西米利安創建的國土傭僕（Landsknechte）成為帝國軍隊的一種形式^[108]；國家政治文化開始出現^[109]，德語開始形成統一的形式^{[110][111][112]}。然而，政治結構仍然不完整和零散，主要是由於等級制度抵制的普通便士（一種帝國稅）的失敗^[113]。但是，通過皇帝和等級之間的許多妥協，一個靈活的、面向未來的問題-帝國的解決機制以及皇帝與等級共享權力的君主制一起形成^[114][b]。改革是否也等同於（成功或不成功的）國家建設過程仍然是一個爭論^[113]。

社會變革[编辑]

早期現代歐洲社會在14世紀的災難之後逐漸發展，因為宗教服從和政治忠誠度在大瘟疫、教會分裂和長期王朝戰爭之後下降。城市的興起和新市民階級的出現侵蝕了封建主義的社會、法律和經濟秩序。

商業精英在德國南部快速發展的城市（如奧格斯堡和紐倫堡）的商業企業，其中最顯赫的家族是戈森布特家族（Gossembrot）、福格家族、韋爾瑟家族、霍赫施泰特家族、因莫霍特家族（Imholt）等。作為主要教會和世俗統治者的金融家，這些家族從根本上影響了15和16世紀帝國的政治事務。日益以金錢為基礎的經濟也激起了騎士和農民的社會不滿，掠奪性的“強盜騎士”變得普遍。

從1438年起，哈布斯堡王朝在1526年國王路易二世去世後獲得了對奧地利、波希米亞和匈牙利公國的東南部帝國的控制權，成功地永久佔據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位置，直到1806年（與1742年至1745年之間的年份除外）。

一些歐洲範圍內的革命誕生於帝國：馬克西米利安建立的第一個現代郵政系統（由塔克西斯家族管理）與古騰堡發明的印刷系統相結合，產生了一場通信革命–帝國分散的性質使審查變得困難，這與新的通信系統相結合以促進自由表達，從而提昇文化生活。該系統還幫助當局傳播命令和政策，增強整個帝國的凝聚力，並幫助路德這樣的改革者有效地傳播他們的觀點和相互溝通，從而為宗教改革做出貢獻。

馬克西米利安的軍事改革，特別是他對國土傭僕制度的發展，引發了一場軍事革命，使騎士階層崩潰，並在他死後不久傳遍了整個歐洲。

宗教革命[编辑]

新教改革[编辑]

马丁·路德为反对赎罪券买卖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后来在1517年他发起德国宗教改革。

1519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卡洛斯一世）即位。他不单要对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还要卷入对法国及教宗的长期战争，導致他在帝国的地位被削弱而无力阻止宗教改革。

1522年至1526年间，在帝国的某些城市和地区流传着路德的学说。宗教改革由君主执行，而由於皇帝的弟弟费迪南一世不能容忍路德的教徒，对此支持新教的领主还一度游行示威。14世纪农民就因为生活困苦而爆发起义，在宗教改革期间的1524年至1526年，甚至发展为德国农民战争。1525年在闵采尔的领导下，弗兰肯豪森的地主被废除。

1545年在特倫特会议發起的天主教反改革運動由學術宗教耶穌會教團帶頭，該教團僅在五年前由洛約拉伊格內修斯周圍的幾位神職人員創立。它的目的是通過道歉和爭論性的著作和法令、教會重組、戰爭和帝國政治策略來挑戰和遏制新教改革。1547年，皇帝查理五世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擊敗了新教統治者的軍事聯盟施馬爾卡爾登聯盟。1555年随后召开了奥格斯堡帝国会议，由此出台的奧格斯堡和约頒布了承認路德教信仰和帝國宗教分裂的法令。它還規定了統治者在其公國確定官方信仰的權利（教隨君定——“Cuiusregio，eiusreligio”）。反宗教改革最終未能重新整合德國中部和北部的路德教國家。1608/1609年，新教聯盟和天主教聯盟成立。

三十年战争[编辑]

系列條目
德國軍事歷史
專門史 德國陸軍歷史 德國海軍歷史 德國空軍歷史 德國戰爭罪行 德國軍國主義
軍事人物 德國軍事人物 德國元帥 德国大将 德國軍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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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合作與聯盟 同盟國 中德合作 拉巴洛條約 轴心国 德美合作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德國與北約關係 駐阿富汗德軍 欧洲联盟 德法混合旅
軍事理論與思想 戰爭論 军事改革 普德學派 闪电战 施里芬計畫 镰刀收割 海軍風險理論 殲滅戰理論
德國軍事主題
查 论 编

幾乎完全發生在神聖羅馬帝國的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起源於天主教和新教派系之間未解決且反復出現的衝突，至今仍存在廣泛爭議。天主教皇帝斐迪南二世試圖實現帝國的宗教和政治統一，而反對的新教聯盟勢力則決心捍衛自己的宗教權利。宗教動機成為各種領土和外國亲王的普遍理由，他們在幾個階段加入了兩個交戰方中的任何一個，以獲取土地和權力^[116][117]。

波希米亞新教貴族反對马蒂亚斯皇帝的繼承政策引發了衝突。在白山戰役中的帝國勝利和短暫的和平之後，在1625年至1630年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四世、1630年至1648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法國統治下，戰爭發展成為一場歐洲政治衝突。黎塞留主导法国從1635年到1648年介入了这场战争。衝突逐漸演變成法國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間爭奪歐洲統治地位的鬥爭，帝國的中部領土成為了戰場^[118]。

這場戰爭是歷史上最具災難性的戰爭之一，因為三年持續的戰爭和破壞使這片土地遭到破壞。掠奪的軍隊不斷地掠奪農村，對城市徵收重稅，並肆無忌憚地掠奪農民的糧食儲備。還有無數殺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生病的，無家可歸的，受干擾的人和殘廢的士兵。由於大流行性謀殺和隨機強姦和殺戮、地方性傳染病、作物歉收、飢荒、出生率下降、肆無忌憚的入室盜竊、獵巫和受驚的人的移民，總體社會和經濟混亂導致人口急劇下降。估計從1618年的1600萬人下降38%到1650年的1000萬人，從2000萬下降到1600萬人僅20%。阿特馬克和符騰堡地區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需要幾代人才能完全恢復^[116][119]。

這場戰爭是歐洲大陸最後一次重大的宗教鬥爭，並於1648年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约結束。它增加了神聖羅馬帝國各組成國的自治權，限制了皇帝的權力。阿爾薩斯的大部分地區被割讓給法國，西波美拉尼亞和不來梅-韋爾登作為帝國封地被給予瑞典，同時，尼德蘭和瑞士正式離開了德國^[120]。

文化傳播[编辑]

到16世紀中葉，德國人口達到約2000萬，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新教改革是掃盲和新印刷機的勝利^[121]。路德將聖經翻譯成德文是提高識字率的決定性推動力，刺激了宗教書籍和小冊子的印刷和發行。從1517年起，宗教小冊子充斥著德國和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宗教改革引發了一場媒體革命，到1530年，出版了超過10,000部個人作品，總發行量達到1000萬份。路德通過描繪“好”教會對抗“壞”教會來加強他對羅馬的攻擊。很快就很清楚，印刷品可以用於宗教改革中特定議程的宣傳。改革作家使用改革前的風格、陳詞濫調和刻板印象，並根據自己的目的改變項目^[122]。特別有效的是路德的小要理問答，供父母教孩子使用，大要理問答，供牧師使用^[123]。他們使用德國方言以更簡單、更個人化的三位一體語言來表達使徒信經。新翻譯的聖經和許多單張中的插圖普及了路德的思想。老盧卡斯·克拉納赫（1472–1553）是維滕貝格的偉大畫家，是路德的密友，為大眾觀眾闡釋了路德的神學。他戲劇化了路德關於舊約和新約之間關係的觀點，同時注意路德對視覺圖像的正確和不當使用的仔細區分^[124]。

路德對聖經的德語翻譯對德語及其從早期新高地德語到現代標準的演變也具有決定性意義。他的聖經促進了非本地語言形式的發展，並使所有說話者都接觸到來自他們自己地區之外的德語形式^[125]

科技發展[编辑]

15世紀末至18世紀初著名的博學家包括：約翰內斯·特里特米烏斯，現代密碼學的創始人之一，隱寫術的創始人，以及作為知識分支的書目和文學研究^{[126][127][128]}；康拉德·塞爾特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德國製圖作家，“最偉大的抒情天才，當然也是德國人文主義最偉大的組織者和普及者”^{[129][130][131][132]}；阿塔那修斯·基爾學，被Fletcher描述為“地質學（當然是火山學）、音樂學、博物館策展人、科普特學等多個學科的奠基人——今天可能被認為是第一個“萬有引力理論家和動畫電影的長期鼻祖（他的魔術燈表演）。此外，通過他的許多熱情，他是其他人在標誌著後期文藝復興的迅速擴大的知識視野中追求的管道^[133]。”;還有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即使不是最偉大的“萬能天才”，也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之一^[134][135]。

1515年，約翰內斯·斯塔比烏斯（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宮廷天文學家）、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和天文學家康拉德·海弗格爾製作了第一張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平面球，也是第一張印刷的天體圖。這些地圖激發了整個歐洲對鈾測量領域的興趣^{[136][137][138][139]}。

來自魏爾代施塔特的天文學家約翰內斯·開普勒是經驗和理性研究的先驅者之一。通過嚴格應用科學方法的原理，他解釋了他的行星運動定律。他的思想影響了當代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伽利萊，並為艾薩克·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提供了基本的力學原理^[140]。

從古典到現代（1648年－1815年）[编辑]

“	可以说，两万普鲁士人打败了五万法国人和德国人。既然我人民的荣耀和荣誉得到了拯救，我就可以心满意足地进入坟墓了。...上帝永远与更强大的军队同在。	”
——腓特烈二世，1760年[141]

普鲁士崛起[编辑]

普魯士
普魯士政府与政治 系列条目
憲法 1848年 1850年 1920年
領導人 君主 霍亨索伦王朝 普魯士君主 王位繼承人 政府 内阁首长 副内阁首长 外交部長 戰爭部 內政部 財政部
立法機構 普魯士等級 國民議會 議會 普魯士貴族院 普魯士上議院 主席 普鲁士众议院
選舉制度 三級選舉制度 普鲁士自由邦的选举 公投 1921年上西里西亚公投 1920年东普鲁士公投 1920年石勒苏益格公投 1931年普魯士邦議會公投
行政區劃 普魯士省份 相关 德意志邦聯 北德意志邦聯 德意志帝國 威瑪共和國 納粹德國
國際關係 普波同盟 俄普同盟 英普同盟 1756年 1788年 普奧對抗
相關條目 条顿骑士团 条顿骑士团国（骑士团国） 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大团长） 东易宾容克 普魯士陸軍 德國總參謀部 帝國總督 普魯士改革運動 普鲁士神话 德意志統一 普魯士政變 廢除普魯士
查 论 编

1415年，神聖羅馬皇帝西吉斯蒙德將勃蘭登堡賜給武將霍亨索倫的腓特烈為封國，封為勃蘭登堡選帝侯，稱「選帝侯腓特烈」，肇始了500多年的霍亨索倫王朝。1473年「選帝侯腓特烈」第三子阿布雷希特三世為選帝侯時立規，勃蘭登堡選帝侯稱號屬直系繼承，非長子也有繼承權，領地不得分割。據此，其長子約翰·西塞羅成為選帝侯。1525年來自霍亨索倫家族的條頓騎士團大團長阿爾布雷希特宣佈停止附庸於羅馬教廷，公開改信信義宗，將騎士團領地世俗化，建立普魯士公國^[142]。1618年，也來自霍亨索倫家族的勃蘭登堡侯國選帝侯約翰·西吉斯蒙德透過與普魯士公爵阿爾布雷希特·腓特烈愛女安娜的政治婚姻，擔任普魯士公爵，創造了勃蘭登堡-普魯士^[142][143]。

在腓特烈·威廉大選帝侯統治時期（1640年-1688年）日趨強盛^[144]，1701年，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時，神聖羅馬帝國為了換取普魯士的支持，將普魯士公國升為普魯士王國，腓特烈一世在柯尼斯堡被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自此普魯士作為一個王國才正式存在。

被稱為士兵國王的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於1713年至1740年在位，他為高度集中的普魯士國家建立了基礎，並組建了一支專業的軍隊^[144]。德國的總人口（在其1914年的領土範圍內）從1700年的1600萬增長到1750年的1700萬，直到1800年達到2400萬。18世紀的經濟顯著受益於科學方法的廣泛實際應用，因為更高的產量和更可靠的農業生產和衛生標準的引入對出生率-死亡率平衡產生了積極影響^[145]。

法国大革命后，普鲁士参加了反法同盟，但败于法军，被迫在1795年同意法国兼并莱茵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年即位）于1806年10月再度参加反法战争，随即在耶拿慘败于拿破仑，被迫逃往柯尼斯堡。1807年普鲁士和法国在涅曼河的提尔西特缔结和约，普鲁士割让16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普属波兰的绝大部分领土（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所得，以及第一次瓜分波兰所得领土的南半部），以及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并赔款1.3亿法郎。

1806年惨败后，普鲁士首相卡尔·施泰因开始推行改革（史稱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 ，其措施包括让公民参与政治以唤醒其民族主义情感；释放农奴；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1809年在柏林创办腓特烈·威廉大学（今柏林大学），同时格哈德·馮·沙恩霍斯特、奧古斯特·奈德哈特·馮·格奈森瑙和赫爾曼·馮·博延开始对普鲁士军队进行改革。格奈森瑙明確表示，所有這些改革都是一個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即普魯士必須將其發展基礎置於「武器、知識和憲法三者之上」。此后普鲁士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日耳曼民族意識抬頭，許多將“德意志”稱作一個國家名稱（德意志蘭）的說法開始浮現了出来^[146]。1812年冬，拿破仑军队自俄国败退，普鲁士遂于次年再度参加反法同盟，于1813年3月17日对法国宣战，10月24日，普、奥、俄三国联军在布吕歇尔和格奈森瑙指挥下在莱比锡大败法军。1815年普军在滑铁卢再度击败法军。根据维也纳会议的领土调整，普鲁士疆域自梅梅爾河延至莱茵河，成为德意志邦联内德语居民占优势的兩大强国，以及欧洲列强之一^[145]。

哈堡霸權[编辑]

對抗法國[编辑]

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國在歷史上有大量利益糾葛，1477年8月18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迎娶勃艮第公爵獨女勃艮第的瑪麗，由此擁有了自法國北部至荷蘭、比利時的領地。1496年，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美男子菲利普迎娶西班牙女王储胡安娜，开创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因而除了拥有奥地利世袭領土外，哈布斯堡王朝还统治了低地国家（1482-1794）、西班牙（1504-1700）和神圣罗马帝国（1438-1806）。在皇帝查理五世的统治下，所有这些土地被集中在了一個共主邦聯下。哈布斯堡王朝向西欧的扩张日益导致与法兰西王国的边界紧张，法兰西王国发现自己被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包围。這成為了随后两个大国之间数次冲突^[c]的起因。

在法王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為了為了擴大領土同時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發動了一系列戰爭。他佔領了此前長期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洛林（1670年），併吞並了阿爾薩斯的其餘部分（1678-1681年），其中包括自由的帝國城市斯特拉斯堡^[147]。在九年戰爭開始時，他還入侵了普法爾茨選侯國（1688-1697）^[145]。路易斯建立了許多法院，其唯一職能是重新解釋歷史法令和條約，尤其是支持他的征服政策的《奈梅亨條約》（1678年）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年）。他認為這些法院的結論，即“聯合」（法語：Réunion），是他無限兼併的充分理由。路易十四的軍隊在神聖羅馬帝國內的行動基本上沒有遭到反對，因為所有可用的帝國特遣隊都在大土耳其战争中在奧地利作戰。1689年的大同盟拿起武器對抗法國，並反擊路易的任何進一步的軍事進攻。衝突於1697年結束，雙方同意在雙方都意識到在經濟上無法取得全面勝利後進行和平談判。《里斯維克條約》規定將洛林和盧森堡歸還帝國，並放棄法國對普法爾茨的主張^[148]。

長期的戰爭最終以哈布斯堡東西部分的衰落以及法國的崛起而告終，法國在太陽王的統治下達到了文治武功的巔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1700年卡洛斯二世去世後絕嗣，西班牙王位由法國波旁王室獲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1740年失去男性繼承人，最終通過與洛林公爵聯姻而得以延續，並更名為哈布斯堡-洛林王朝。

抵禦回教[编辑]

到了16世紀，鄂圖曼帝國已經成為對歐洲列強的嚴重威脅，鄂圖曼帝國的船隻橫掃愛琴海和愛奧尼亞海的威尼斯屬地，鄂圖曼支持的巴巴里海盜在馬格里布奪取了西班牙的屬地。新教改革、法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的對抗以及神聖羅馬帝國的眾多內戰使基督徒從與鄂圖曼帝國的衝突中分心。與此同時，鄂圖曼帝國不得不與波斯薩法維帝國抗衡，並在較小程度上與馬穆魯克蘇丹國抗衡，後者被擊敗並完全併入帝國。最初鄂圖曼帝國在歐洲的征服取得了重大進展，它在在莫哈奇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匈牙利王國就此亡国，其三分之一（中部）的領土成为為鄂圖曼帝國的属国。後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和17、18世紀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分別離開了奧地利帝國，成為哈布斯堡王朝唯一穩固的財產。

1683年，在維也納從圍困中解救出來並即將被土耳其軍隊佔領之後，次年成立的神聖同盟聯合部隊開始了對鄂圖曼帝國的軍事遏制，並重新征服了匈牙利1687年^[149]。教皇國、神聖羅馬帝國、波蘭立陶宛聯邦、威尼斯共和國和自1686年以來的俄羅斯在教皇英諾森十一世的領導下加入了聯盟。在利奧波德一世皇帝手下服役的薩伏依的歐根親王於1697年取得最高指揮權，並在一系列壯觀的戰鬥和演習中果斷地擊敗了鄂圖曼帝國。1699年的卡羅維茨條約標誌著土耳其战争的結束，歐根親王繼續為哈布斯堡王朝服務，擔任戰爭委員會主席。在1716-18年的奧土戰爭期間，他結束了土耳其對巴爾幹半島大部分領土國家的統治。帕薩羅維茨條約使奧地利得以在塞爾維亞和巴納特自由建立皇家領地，並在東南歐保持霸權，未來的奧地利帝國就是以此為基礎建立的^[150][151]。

普奧二元[编辑]

腓特烈大帝以其軍事天才和對高度組織化軍隊的獨特利用使普魯士成為歐洲大國之一以及在最後一刻逃脫幾乎肯定的國家災難而聞名。他也是一位藝術家、作家和哲學家，他構想並推廣了開明專制主義的概念。19世紀的歷史學家創造了光榮的戰士和有成就的領袖的浪漫形象，直到1945年及以後，他一直是侵略性德國軍國主義的英雄榜樣^[152][153]。

奧地利女皇瑪麗亞·特蕾莎成功地在1740年至1748年的戰爭中為她帶來了有利的結局，以承認她的王位繼承。然而，由於西里西亞戰爭和七年戰爭，西里西亞永久地輸給了普魯士。1763年的《胡貝圖斯堡條約》規定奧地利和薩克森必須放棄對西里西亞的所有主權要求。其領土幾乎翻倍的普魯士最終被公認為歐洲大國，其結果是下個世紀的政治從根本上受到德意志二元、奧地利和普魯士爭奪中歐霸權的影響^[154]。

開明的專制主義的概念，雖然被貴族和公民拒絕，但在普魯士和奧地利被提倡並自1763年開始實施。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在一篇文章中為這一想法辯護，並認為仁慈的君主只是國家的第一個僕人，誰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而行使他的絕對政治權力。一些法律改革（例如廢除酷刑和解放農村人口和猶太人）、重組普魯士科學院、對男孩和女孩實行義務教育和促進宗教寬容等^[155]。

1772年至1795年期間，普魯士通過佔領前波蘭立陶宛聯邦的西部領土煽動瓜分波蘭。奧地利和俄羅斯決定收取剩餘的土地，波蘭由此亡國，直到一戰後的1918年才得以重建^[156]。

西里西亞戰爭[编辑]

18世紀中期，腓特烈大帝帶領普魯士與女大公瑪利亞·泰瑞莎領導的奧地利爆發三場西里西亞戰爭，爭奪中歐西里西亞地區（今波蘭西南部）主權。第一和第二次西里西亞戰爭隸屬奧地利領地繼承權戰爭，普魯士與他國結盟，力圖奪取奧地利領土。第三次西里西亞戰爭屬七年戰爭，奧地利帶領盟國企圖瓜分普魯士。

三場戰爭都沒有直接導火索，普魯士以數百年前王朝擁有部分西里西亞充當戰爭藉口，現實政治和地緣戰略因素也是戰爭爆發的重要原因。瑪利亞·泰瑞莎憑藉《1713年國事詔書》繼承哈布斯堡君主國統治權引發爭議，為普魯士增強實力對抗薩克森和巴伐利亞等競爭對手創造條件。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三場戰爭都以普魯士勝利告終，其中第一次就導致奧地利向普魯士割讓絕大部分西里西亞。普魯士經過三次西里西亞戰爭成長為歐洲新大國，是日耳曼佔領先地位的新教國家。奧地利身為天主教強國面對日耳曼小國卻一敗再敗，嚴重打擊哈布斯堡王朝聲望。

其他小邦[编辑]

較小的德意志邦國被普魯士和奧地利所掩蓋。巴伐利亞有農村經濟。薩克森州的經濟狀況良好，儘管多次戰爭造成了損失。在普魯士在德國迅速崛起的時期，薩克森被外交事務分心。韋廷家族專注於獲得併保持波蘭王位，但最終沒有成功^[157]。

德國許多較小的州由主教管理，他們實際上來自強大的貴族家庭，對宗教缺乏興趣。雖然後來的教會統治者都沒有達到美因茨的約翰·菲利普·馮·舍恩伯恩或明斯特的克里斯托夫·伯恩哈德·馮·蓋倫那樣的傑出聲譽，但他們中的一些人像維爾茨堡和班貝格的仁慈和進步的弗朗茨·路德維希·馮·厄塔爾一樣促進了啟蒙運動^[158]。

在黑森-卡塞爾伯爵腓特烈二世在1760-1785年間作為一個開明的暴君統治，並通過向英國租用士兵（被稱為“黑森傭兵”）來幫助打美國獨立戰爭來籌集資金。他將啟蒙思想與基督教價值觀、集中控制經濟的攝影師計劃以及外交上的軍國主義方法相結合^[159]。

漢諾威不必支持奢華的宮廷——它的統治者也是英格蘭國王，居住在倫敦。1760年至1820年的選侯（統治者）喬治三世從未訪問過漢諾威。管理國家的當地貴族於1737年開設了哥廷根大學。它很快成為世界級的知識中心。巴登可能是小州中最好的政府，卡爾·腓特烈統治了73年（1738-1811年）並且是啟蒙運動的狂熱愛好者；他在1783年廢除了農奴制^[160]。

較小的國家未能相互結成聯盟，最終被普魯士擊敗和吞併^[161]。1807年至1871年間，普魯士以最低限度的抗議吞併了許多較小的國家，然後繼續建立德意志帝國。在這個過程中，普魯士變得過於異類，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到了1930年代，它已成為一個不重要的行政外殼^[162]。

文化和社會[编辑]

農村生產力的解放[编辑]

農民繼續將他們的生活集中在村里，他們是一個法人團體的成員，並幫助管理社區資源和監督社區生活。在東方，他們是被永久束縛在一塊土地上的農奴^[163]。在德國大部分地區，農業由佃農負責，他們向通常是貴族的地主支付租金和義務服務。農民領導監督田地、溝渠和放牧權，維護公共秩序和道德，並支持一個處理輕微罪行的村法院。在家庭內部，族長做出了所有決定，並試圖為他的孩子安排有利的婚姻。大部分村莊的公共生活以教堂禮拜和聖日為中心。在普魯士，農民抽籤選擇軍隊需要的應徵入伍者。貴族為他們控制的村莊處理外部關係和政治，通常不參與日常活動或決策^[164][165]。

農奴解放發生在1770-1830年，從1780年的石勒蘇益格開始。農民現在是前農奴，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買賣土地，自由活動。貴族們暫時批准他們可以購買農民擁有的土地。主要改革者是馮·施泰因男爵（1757-1831），他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尤其是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思想^[166]。農奴制的終結提高了農民的個人法律地位。成立了一家銀行，以便地主可以藉政府資金向農民購買土地（直到1850年，農民才被允許用它藉錢購買土地）。結果是大地主獲得了更大的地產，許多農民成為無地佃戶，或遷往城市或美國。其他德國國家在1815年後效仿普魯士。與法國大革命中以土地改革為特徵的暴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和平處理了它。在石勒蘇益格、受啟蒙影響的農民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其他地方，他們基本上是被動的。事實上，對於大多數農民來說，習俗和傳統基本上沒有改變，包括尊重貴族的舊習慣，他們的法律權威對村民來說仍然相當強大。儘管農民不再像農奴那樣被束縛在同一塊土地上，但東普魯士古老的家長式關係一直持續到20世紀。

1770-1870年間德國西北部的土地改革是由進步的政府和地方精英推動的。他們廢除了封建義務，將集體所有的公地分成私有地塊，從而創造了一個更有效率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村經濟，提高了生產力和人口增長，加強了傳統的社會秩序，因為富裕的農民獲得了以前的大部分公地，而農村無產階級沒有土地；許多人前往城市或美國。同時，公有土地的分割起到了維護貴族和農民之間社會和平的緩衝作用^[167]。在東部，農奴得到了解放，但容克階級維持了其龐大的莊園並壟斷了政治權力^[168]。

大約在1800年，擁有大量土地的天主教寺院被政府收歸國有並出售。在巴伐利亞，他們控制了56%的土地.^[169]。

城市資產階級崛起[编辑]

1750年至1850年間發生的重大社會變化（視地區而定）是傳統的“全屋”（德語：ganzes Haus）體系的終結，在該系統中，業主的家人與他僱用的僕人和工匠一起住在一棟大建築中^[170]。他們重新組織成獨立的生活安排。屋主的夫人不再負責全屋各戶的所有女性。在新制度下，農場主變得更加專業化和以盈利為導向。他們按照技術、科學和經濟的要求管理田地和家庭外部。農場主婦監督家庭護理和家庭內部，適用嚴格的清潔、秩序和節儉標準。結果是以前的城市資產階級價值觀傳播到德國農村^[171]。

較小的家庭現在靠工資分開生活。他們必須提供自己的監督、健康、教育和老年生活^[172]。同時，由於人口結構的轉變，孩子的數量要少得多，從而可以更加關注每個孩子。中產階級家庭越來越重視自己的隱私和向內的方向，與工作世界失去了過於緊密的聯繫。此外，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在身體上、心理上和政治上變得更加分離。這使得工人階級組織的出現成為可能。它還允許工人階級的宗教信仰下降，他們不再受到日常監控^[173]。

貴族階級[编辑]

貴族代表了典型的早期現代基督教歐洲王國的第一個等級，德國也不例外。帝國的多元化特徵也適用於其貴族，他們在權力和財富、思想、野心、忠誠和教育方面大相徑庭。但是，帝國貴族、皇帝的直屬附庸和領地貴族之間存在區別，他們從親王那裡獲得了封地。自中世紀末期以來，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下降而陷入貧困。在日益複雜的經濟中，他們努力與城市的貴族和商人競爭。三十年戰爭標誌著這些貴族的命運發生了逆轉，他們掌握了主動權，並了解高等教育對於在戰後領土管理中獲得豐厚職位的要求。在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士土地上，莊園管轄制度保障了被稱為容克斯的地方領主幾乎普遍的法律權力和經濟自由，他們不僅統治著地方，而且統治著普魯士宮廷，尤其是普魯士軍隊。1815年以後，設在柏林的普魯士中央集權政府越來越多地接管了貴族的權力，就對農民的控製而言，貴族幾乎是絕對的。為幫助貴族避免負債，柏林于1809年設立信貸機構提供資本貸款，並於1849年將貸款網絡擴展到農民。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時，容克貴族控制了陸軍和海軍，官僚機構和王室；他們通常參與制定政府政策。

狂飆突進運動[编辑]

自18世紀中葉對啟蒙思想的認識和應用以來，更高的文化、知識和精神標準導致了音樂、哲學、科學和文學方面更高質量的藝術作品。哲學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1679-1754）是德國啟蒙運動理性主題的先驅作家，並將德語確立為哲學推理、學術指導和研究的語言^[174]。

1685年，普魯士侯爵腓特烈·威廉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頒布楓丹白露敕令後一周內發布了波茨坦敕令，法王的敕令廢除了1598年對新教徒自由宗教活動的特許權。腓特烈·威廉提供了他的同宗教信徒，他們因為神聖福音及其純正教義而受到壓迫和攻擊……在我們所有的土地上提供一個安全和自由的避難所^[175]。大約20,000名胡格諾派難民立即湧入並在城市定居，其中40%居住在柏林，僅公爵府。柏林的法國中學成立於1689年，到17世紀末，法語取代了拉丁語，在國際外交中普遍使用。普魯士和德國各個國家的貴族和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越來越多地在公共對話中使用法語，並結合普遍的有教養的禮儀。與其他任何德國國家不同的是，普魯士擁有應用泛歐啟蒙思想以發展更理性的政治和行政機構的機會和技能^[176]。薩克森諸侯進行了一系列全面的財政、行政、司法、教育、文化和一般經濟改革。該國強大的城市結構和有影響力的商業團體為改革提供了幫助，他們按照經典的啟蒙原則對1789年之前的薩克森進行了現代化改造^[177]。

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1744–1803）在哲學和詩歌領域開闢了新天地，他是原始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運動的領導者。魏瑪古典主義（德語：Weimarer Klassik）是一場以魏瑪為基地的文化和文學運動，旨在通過綜合浪漫主義、古典主義和啟蒙思想來建立一種新的人文主義。從1772年到1805年，這場運動涉及赫爾德以及博學的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1749-1832）和詩人兼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赫爾德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身份，這體現在其語言和文化中。這使德國語言和文化的推廣合法化，並幫助塑造了德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席勒的戲劇表達了他這一代人的躁動精神，描繪了主人公與社會壓力和命運力量的鬥爭^[178]。

德國音樂由上流社會贊助，在作曲家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約瑟夫·海頓（1732-1809）和沃爾夫岡·阿馬德烏斯·莫扎特（1756-1791）的領導下發展壯大^[179]。

柯尼斯堡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1724-1804）試圖調和理性主義與宗教信仰、個人自由和政治權威。康德的著作包含基本的張力，這些張力將繼續塑造德國思想——實際上是所有歐洲哲學——直到20世紀^[180][181]。啟蒙運動的思想及其實施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和認可，是文化廣泛進步的主要原因^[182]。

拿破崙戰爭[编辑]

法國大革命[编辑]

德國人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起初是喜憂參半。德國知識分子慶祝革命爆發，希望看到理性和啟蒙運動的勝利。維也納和柏林的宮廷譴責推翻國王以及自由、平等和博愛觀念的傳播受到威脅。到1793年，法國國王的處決和恐怖襲擊的爆發使Bildungsbürgertum（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理想幻滅。改革者說，解決辦法是相信德國人有能力以和平方式改革他們的法律和製度^[183]。

圍繞法國傳播其革命理想的努力和反動皇室的反對，二十年的戰爭使歐洲飽受折磨。隨著奧地利和普魯士入侵法國，戰爭於1792年爆發，但在瓦爾米戰役中被擊敗。德國土地上看到軍隊來回行進，帶來了破壞（儘管規模遠低於近兩個世紀前的三十年戰爭），但也為人民帶來了自由和公民權利的新觀念。普魯士和奧地利結束了與法國的失敗戰爭，但與俄羅斯在1793年和1795年瓜分了波蘭^[184]。

萊茵邦聯[编辑]

法國控制了萊茵蘭，實行了法式改革，廢除了封建制度，建立了憲法，促進了宗教自由，解放了猶太人，向有才華的普通公民開放了官僚機構，並迫使貴族與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分享權力。拿破崙創建了威斯特伐利亞王國（1807-1813）作為模范國家。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被證明是永久性的，並使德國西部地區現代化。當法國人試圖強加法國的控制時，德國人的反對聲勢越來越強烈。1804年5月18日，拿破倫稱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朗茨二世糾合英國，俄國，瑞典和那不勒斯，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1805年，同盟军入侵法國的盟國巴伐利亞，另一只同盟军進攻拿破仑控制的意大利。拿破仑自本土揮軍渡過萊茵河。12月2日在奧斯特利茨，法、俄、神聖羅馬三國皇軍打了一場「三皇會戰」。法军不但守住巴伐利亞，更攻入神聖羅馬帝國的摩拉維亞，同时將同盟军趕出意大利，並在普魯士境內打敗俄国援軍。12月16日，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簽訂《普雷斯堡和約》。和約簽訂後，拿破仑成立以自己為護國公的萊茵邦聯，以整固自己在德意志地區的盟友。1806年7月12日，在拿破仑的威逼利誘下，原来的16個神聖羅馬帝國的成員邦簽訂《萊茵邦聯條約》（Rheinbundakte），脫離神聖羅馬帝國，加入邦聯。同时，拿破仑對奧皇弗朗茨二世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解散神聖羅馬帝國，並且放棄神聖羅馬皇帝和羅馬人民的國王等稱號。最後弗朗茨二世於1806年8月6日放棄神聖羅馬皇帝和羅馬人民的國王的稱號，僅保留奧地利的帝号，持续了844年的神聖羅馬帝國正式滅亡。

擊敗拿破崙[编辑]

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的軟弱統治下（1786-1797），普魯士經歷了嚴重的經濟、政治和軍事衰退。他的繼任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試圖在第三次聯盟戰爭和法國皇帝拿破崙解散神聖羅馬帝國和重組德國公國期間保持中立。1806年10月，在女王和親戰黨派腓特烈·威廉的慫恿下，他加入了第四次反法同盟。拿破崙在耶拿戰役中輕鬆擊敗了普魯士軍隊，佔領了柏林。普魯士失去了最近在德國西部獲得的領土，其軍隊減少到42,000人，不允許與英國進行貿易，柏林不得不向巴黎支付高額賠款並資助法國占領軍。薩克森改變立場支持拿破崙並加入萊茵邦聯。統治者腓特烈·奧古斯都一世被授予國王頭銜，並從普魯士獲得了一部分波蘭，後來被稱為華沙公國^[185]。

1812年拿破崙在俄羅斯的軍事慘敗後，普魯士與俄羅斯在第六次反法同盟中結盟。隨後發生了一系列戰鬥，奧地利加入了聯盟。拿破崙在1813年末的萊比錫戰役中被徹底擊敗。萊茵聯邦的德國各州叛逃到反對拿破崙的聯盟，後者拒絕了任何和平條款。聯軍於1814年初入侵法國，巴黎陷落，拿破崙於4月投降。奥地利和普魯士作為反拿破仑战争的獲勝者，在之后的裁决上獲得了大量的領土补偿^[145]。

從梅特涅到俾斯麥（1815年－1871年）[编辑]

“	为了挽救他的民族，他甚至必定愿意去死，以使他的民族能生存下去，使他在他的民族中能过他向来就想过的独一无二的生活……这种真正的、不单纯是一时的追求的爱，永远不会附着于暂时的东西，而是只在永恒的东西中觉醒、燃烧和安眠。	”
——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1807年[186]

德意志統一[编辑]

德意志邦聯[编辑]

拿破崙戰爭時期，法國和普魯士、奧地利發生數次戰爭，加上法國大革命精神的傳播，德意志民族主義逐步覺醒。在法軍佔領普魯士期間，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發表了十餘場演講（收錄於《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大大鼓舞了德意志的仁人志士。此外，拿破崙一世第一次將邦國林立的中德地區統一併入萊茵邦聯，雖然後者是法國的附庸國，但這是該地區第一次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而存在。拿破崙戰爭後，列強重新劃分歐洲的政治版圖。1814年的《巴黎和約》第6條提到了德意志邦聯國家的建立。歐洲政治家在奧地利梅特涅親王的領導下，在維也納召開會議，重新組織歐洲事務。6月8日在維也納會議中相關法案通過，德意志邦聯憲法生效，正式確定了德意志邦聯的成立^[187]。1815年這次維也納會議商定的政治原則包括恢復統治者的合法性和團結一致，以鎮壓革命和民族主義思想。

暗流湧動[编辑]

1819年，一名學生激進分子暗殺了曾嘲笑自由派學生組織的反動劇作家奧古斯特·馮·科策布。在德意志聯邦為數不多的主要行動之一中，梅特涅親王召集了一次會議，發布了壓制性的卡爾斯巴德法令，旨在鎮壓自由派對德國各州保守政府的煽動。該法令終止了迅速衰落的民族主義兄弟會（德語：Burschenschaften），罷免了自由派大學教授，並擴大了新聞審查。這些法令開始了“對煽動者的迫害”，這是針對被指控傳播革命和民族主義思想的個人。受迫害者包括詩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出版商約翰·約瑟夫·戈爾雷斯和“體操之父”路德維希·雅恩。

1834年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除奥地利和汉堡外，全部德意志邦国都加入该同盟。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對統一的德國國家、統一的貨幣、法律制度和政府的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

革命浪潮[编辑]

1848年巴黎的二月革命推动德国城邦的三月革命的发生。在奥地利发生巷战。3月13日梅特涅下台并逃亡到英国。费迪南一世于1848年4月批准新宪法通过并且允许民间组建武装力量。在匈牙利，意大利和斯拉夫地区爆发起义，但很快被镇压。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威廉四世迫于民间压力，修改宪法并且承认人民有集会和言论自由。至于小城邦，如巴登就试图通过任命自由派分子组成政府这一策略来避免革命。但随着革命进一步升级，正是萨克森和巴登成为激进民主革命的中心。

5月初所有城邦进行选举，推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但只有六个城邦进行直选。在国会里既有保守的保皇党也有自由党和共和党人。工人和农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代表。5月18日成立临时政府，由临时国家元首领导。诸侯也承认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没有自己的军队，警察和公务员，有名无实。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需要划定未来德国的国界。刚开始有人提出大德意志方案。但后来还是决定采用小德意志方案，建立一个不包括奥地利的德国。

1849年3月28日，经过长时间讨论，保羅教堂憲法终于通过，宪法规定，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立法部门是帝国议会，领导中央政府的则是世袭皇帝。该宪法是魏玛宪法和德国基本法的基础。选举权被进一步确定。

4月2日普鲁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逊位后，各城邦都从法兰克福撤回代表。德累斯顿和巴登为了推行宪法发生革命，但最后被镇压。少数代表拒绝被召回并且在斯图加特举行进一步会议。最后一场革命发生在7月23日拉斯斯塔德。宪法永远失效。很多人由于受到政治迫害而逃亡到美洲。

俾斯麥掌權[编辑]

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逝世，威廉一世即位。1862年他因军事改革所需预算及税收问题与国会发生冲突，本拟退位，但在前驻法大使俾斯麦的建议下收回成命。俾斯麦表示支持军事改革，并称若任命他担任首相，他将不惜一切强行推行陆军改革和新兵役制度。1862年9月22日，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担任首相。俾斯麥出任首相，這標誌著德國統一進程的開始。

普奧战争[编辑]

与新建立的意大利一起，俾斯麦创造一个外交环境使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战争的前奏大致发生在法兰克福，两个国家都在议会上宣布自己是德意志诸国的代言人。1866年4月，佛罗伦萨的普鲁士代表同意大利签订秘密协定，保证在对奥战争中相互帮助。次日，法兰克福议会的普鲁士代表提出计划，希望订立国家宪法，建立直选议会，提供普选权。德意志自由派对于俾斯麦和普鲁士议会的关系早有所见（俾斯麦哄骗和欺凌议会代表），因此自然对此计划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一计划只是增强普鲁士实力的手段，而非一个先进的改革方案^[189]。

1866年4月，意大利军队在蒂罗尔和威尼斯边境活动的消息传到维也纳，关于宪法的争论陷入擱置。奥地利政府下令在南部地区进行局部动员；意大利则以全面动员作为回应。虽然多方呼吁理智思考和行动，意大利、普鲁士和奥地利继续向着开战前进。5月1日，威廉将普鲁士军队指挥权交予冯·毛奇，而他次日也开始进行全面动员^[190]。

在议会中，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称Mittelstaaten，包括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萨克森-魏玛、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科堡和拿骚）支持在邦联内彻底解除动员。这些国家拒绝俾斯麦的软硬手段，不愿支持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图。普鲁士战争内阁也意识到在德意志诸国中他们唯一的盟友是两个靠近勃兰登堡的小国梅克伦堡-什未林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而这两个国家基本没有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他们还意识到普鲁士只有意大利一个外国盟友^[191]。

对于普鲁士的强硬策略的反对还在其他社会和政治团体中浮现出来。在德意志诸国，市议会、支持统一的自由派议会成员和商会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任何战争。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冲突只事关王朝的利益，而他们自己的“公民”和“中产”利益则完全无关。普罗大众同样反对普鲁士的霸权。莱茵河流域的天主教人口（尤其在多元化的科隆地区和人口诸多的鲁尔河谷地）继续支持奥地利。至晚春，大多数重要国家都反对柏林通过武力重新规划德意志的企图。普鲁士内阁认为德国的一统事关权力，以及谁能够有使用这一权力的力量和意志。同时，法兰克福议会的自由派认为德国的一统是相互协商的过程，将会导致权力在多方之中的分配^[192]。

虽然许多德意志国家开始站在奥地利一方，它们却采取防御性的态度，对普鲁士军队没有有效地运用自主权。奥地利军队由此要面对在科技上领先的普鲁士军队，支持它的只有萨克森。法国承诺給予援助，但来得太晚且不足^[193]。更为复杂的是，意大利在南部边境的动员使奥地利需要从普鲁士方面调动一部分兵力，在威尼托和亚得里亚海开启第二战场，参与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194]。在萨多瓦村庄附近进行的克尼格雷茨战役持续一日，以普鲁士取得无可争议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195]。普奧戰爭對於德國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此前統御德意志地區、東西兩線對抗列強長達五百年的哈布斯堡家族被徹底逐出德意志事務，同時，它失去了南德天主教國家的支持以及豐腴富饒的北義大利（倫巴第-威尼托），實力大受折損。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於次年和境內的馬札爾貴族妥協，建立起脆弱而鬆散的二元制共主國家。

北德邦联[编辑]

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普魯士打敗奧地利，迫使奧地利與匈牙利組成奧匈帝國；並合併數個邦（吞併漢諾威、黑森-卡塞爾、拿騷、法蘭克福自由市和黑森-達姆施塔特的部分），组成北德意志邦联。北德意志聯邦是一個過渡組織，存在於1867年至1871年，介於德意志邦联解體和德意志帝國建立之間。

普法戰爭[编辑]

到1870年，普奥战争带来的三大启示已经变得明显。首先，通过武力，一个强国能够挑战旧的联盟和1815年建立的势力范围体系；其次，通过外交手段，有能力的领袖能够创造一个环境使敌国首先宣战，迫使“受害者”一方的盟友进行帮助；最后，普鲁士的军事实力远超奥地利，因此它是邦联（或德意志诸国）中唯一能够保卫各国不受外部介入或入侵的国家。1866年，大多数中等规模的德意志国家都反对普鲁士，而到1870年这些国家都被迫使或诱使同普鲁士进入相互保护的同盟。如果一个欧洲国家对其中一国宣战，所有国家都会支援受到攻击的一国。通过对欧洲政治的巧妙操控，俾斯麦创造一个外交环境，使法国成为德意志事务中的进攻一方，而普鲁士则成为德意志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196]。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和他的保守派盟友们在费尔南多七世名下重建西班牙的君主制。在此后的四十年中，列强支持西班牙王权，但1868年的事件将会进一步挑战旧的体系。在西班牙发生的革命推翻伊莎贝拉二世，而当伊莎贝拉在巴黎享受奢华的流亡生活时，西班牙的王位仍然空缺。为了寻找合适的天主教继承者，西班牙向三个欧洲王侯提出邀请，但作为区域权力协调者的拿破仑三世拒绝这三个人选。最后在1870年，摄政提议将王位交给霍亨索伦天主教分支的王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的利奥波德。史学家们將此后的骚动局面称作“霍亨索伦候选”^[197]。

在此后的几周内，西班牙的提议成为欧洲的重要话题。俾斯麦鼓励利奥波德接受这一提议^[198]。倘若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能够在西班牙登上王位，这便意味着在法国的两侧都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德意志国王。这对于俾斯麦来说是有利的，但对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外交大臣格拉蒙公爵（英语：Agenor, duc de Gramont）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格拉蒙起草一封言辞尖锐的最后通牒给霍亨索伦王朝的家长威廉，称倘若任何霍亨索伦王朝的王侯接受西班牙王位，法国政府将会做出回应——虽然回应本身模棱两可。利奥波德宣布退出，解除这一危机，但法国驻柏林的大使并不愿作罢^[199]。他直接找到在巴特埃姆斯休假的威廉，要求他保证绝不会再让霍亨索伦王朝成员成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威廉拒绝给予如此肯定的答复，此后向俾斯麦发出电报，描述法方的要求。俾斯麦利用这份电报——《埃姆斯密电》——为模板，起草一份公开的声明。他将言词修改得简略而尖锐，而在法国方面的翻译之后产生更大的变更，最后激起法方的愤怒。法国公众仍然对萨多瓦的失利耿耿于怀，要求开战^[200]。

在普奥战争之前和之后，拿破仑三世都尝试从双方获得土地的补偿，但作为和谈调解人的他最终一无所获。他希望奥地利能够加入一场复仇战争，并且希望其盟友（尤其是南德意志的国家诸如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也能够加入。随着1866年的协定使所有德意志国家在军事上结合到一起（虽未必情愿），这一希望最终也落空。于是，法国没能在德意志诸国的支持下打一场复仇战争，而是只能单独与所有德意志国家开战^[201]。冯·罗恩对军队的改革和冯·毛奇对战略的改革相结合，在同法国的战争中起到极好的效果。普鲁士动员的速度超出法国的预期，并且其军队能够在特定的地点集中力量（与七十年前拿破仑一世的战略相似），完全压倒法国的动员。普鲁士军队有效利用其铁路网络，在到达战区时已经休息充分并做好作战准备，而法国军队则需要行军一定距离才能到达战区。经过几场战役后（尤其是在斯皮舍朗、沃尔特、馬斯拉圖爾和格拉沃洛特），普鲁士击败法军主力，并向重要城市梅斯和法国首都巴黎推进。1870年9月1日，他们在色当俘获拿破仑三世和他麾下的整支军队^[202]。

皇帝的被俘和法军的丧失（全军前往萨尔的一个临时战俘营）带来的耻辱使法国政府陷入混乱；拿破仑的反对者推翻他的政府，宣布第三共和国成立^[203]。德意志最高指挥部希望法国主动议和，但新共和国拒绝屈服。普鲁士军队便合围巴黎，并将之围城至一月中旬，此间持续轰炸但无果^[204]。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诸侯和军事指挥官在凡尔赛宫的镜厅拥威廉为“德意志皇帝”，由此，德意志帝國建立^[205]。

社會變革[编辑]

人口增長[编辑]

1815年至1865年間，德意志聯邦（不包括奧地利）的人口從2100萬增加到3400萬^[206]，增長了約60%。與此同時，隨著前工業化國家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城市經濟和農業系統的低出生率和死亡率轉變，人口轉型發生了。隨著飢荒和流行病的減少，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確保了穩定的糧食供應。這讓人們可以更早結婚，生更多孩子。高出生率被極高的嬰兒死亡率和1840年後大規模移民美國所抵消。1840年代移民總數為480,000人，1850年代為1,200,000人，1860年代為780,000人。上層和中產階級首先實行節育，很快就會被普遍採用^[207]。

工業革命[编辑]

19世紀初期，德國的封建制度慢慢解體，經過普魯士農奴制改革，農奴從田地釋放出來，為近代工業企業提供了貨幣資本和自由的勞動力。行會制度的削弱減少對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限制，讓他們容易從英國進口機器和招聘技工。這些有利的條件使20年代的手工業有了良好發展。紡織業開始利用機器。1834年德意志關稅同盟建立。1846年，關稅同盟各邦中已經有313家紗廠和75萬枚機械紡錠，而普魯士的毛紡業中也有機械紡錠45萬枚。手工生產在整個紡織業中仍佔統治地位。

由於開始建立了使用焦煤的高爐和採用攪拌法煉鐵等新技術，刺激了煤和鐵的產量。同時，越來越多方面包括汽船及火車都使用蒸汽機。1846年，已經有1139台蒸汽機。1824年，第一艘汽輪在萊茵河上開航。1835年，第一條鐵路把紐倫堡與費爾伯特連結起來。1848年，全國鐵路線長達2500公里。1843年，德國工廠工人上升至70萬人。可是，德國的工業生產水平仍然落後於法國和英國。

1848年後，德意志關稅同盟的漸漸增強。期間的輕工業和重工業都迅速增長。工業棉花消費量和機器織布機各增加幾倍。1861年，在製造機器的工廠內的工人總數接近10萬，規模不下於英國的同類工廠。1850年至1870年，德國的蒸汽機的動力由26萬匹馬力增加至248萬匹馬力，煤產量由670萬噸增加至3400萬噸，鐵產量由21萬噸增加至139萬噸，鋼產量由6000噸增加至17萬噸，鐵路線長度由5,822公里增長至18,876公里。1870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的比重上升到13.2%，超越了法國，成為了一個工業發達國家^[208]。

城镇发展[编辑]

1800年，人口以農村為主，只有10%的人居住在5,000人或更多人的社區，只有2%的人居住在100,000人以上的城市。1815年後，由於農村年輕人的湧入，城市人口迅速增長。柏林從1800年的172,000人增加到1870年的826,000人，漢堡從130,000人增加到290,000人，慕尼黑從40,000人增加到269,000人，德累斯頓從60,000人增加到177,000人^[209]。

鐵路運輸[编辑]

起初缺乏技術基礎，工程和硬件都是從英國進口的。在許多城市，新的鐵路商店是技術意識和培訓的中心，因此到1850年，德國能夠自給自足地滿足鐵路建設的需求，鐵路成為新鋼鐵工業發展的主要動力.觀察家們發現，即使到了1890年，他們的工程技術也不如英國。然而，1870年的德國統一刺激了合併、國有化為國有企業，並進一步快速增長^[210]。與法國的情況不同，目標是支持工業化。最終，許多線路縱橫交錯地穿過魯爾區和其他工業中心，並為漢堡和不來梅的主要港口提供了良好的連接。到1880年，9,400輛機車每天運送43,000名乘客和30,000噸貨物^[208]。

新聞報刊[编辑]

雖然沒有全國性報紙，但許多邦國發行了種類繁多的印刷媒體，儘管它們很少超過地區性的意義。在一個典型的城鎮中只有一兩個網點，柏林和萊比錫等城市中心有幾十個。觀眾僅限於百分之幾的男性成年人，主要來自貴族和上層中產階級。自由派出版商大大超過保守派出版商^[211]。外國政府賄賂編輯以保證良好的形象。審查很嚴格，朝廷發布了應該發表的政治新聞。1871年之後，俾斯麥實施了嚴格的新聞法，以遏制社會主義者和敵對的編輯。編輯側重於政治評論、文化、藝術、高雅文化和流行的連載小說。雜誌在政治上更具影響力並吸引了知識分子作家^[212]。

科技文化[编辑]

19世纪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深受法国大革命和伟大诗人和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戈特霍尔德·莱辛（1729-1781）和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的启发。狂飙突进运动被接受，情感得到自由表达，以回应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伊曼纽尔·康德的范式转变彻底改变了哲学原理和方法。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是从古典音乐到浪漫主义音乐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他以允许显着扩展音乐形式和结构的方式使用音调架构，立即被认为为音乐带来了新的维度。尤其是他后来的钢琴音乐和弦乐四重奏，展示了通往一个完全未被探索的音乐世界的道路，并影响了弗朗茨·舒伯特和罗伯特·舒曼（1810-1856）。在歌剧中，卡尔·玛丽亚·冯·韦伯（1786-1826年）首先成功地实现了一种在民俗语境中结合超自然恐怖和情节剧情节的新浪漫主义氛围，并由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年）在他的《尼伯龍根大指環》中完善。格林兄弟（1785-1863和1786-1859）将民间故事收集到广受欢迎的格林童话中，并被列为德国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们发起了《德语词典》的工作，這成為了最德语综合工作^[213]。

大学教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特别是在以历史和语言学为主导的人文学科方面，为政治史、神学、哲学、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历史视角。与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亚瑟·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哲学上，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在神学和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在历史上成名。柏林大学成立于181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学。例如，冯兰克将历史专业化并为史学设定了世界标准。到1830年代，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和数学领域的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领导下，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随着世界一流的科学而出现。年轻的知识分子经常转向政治，但他们对1848年失败的革命的支持迫使许多人流亡，這些人被稱為48年人^[145]。

宗教問題[编辑]

兩個主要的發展改變了德國的宗教。全國各地都出現了聯合較大的路德教會和較小的改革宗新教教會的運動。教會自己在巴登、拿騷和巴伐利亞帶來了這一點。然而，在普魯士，腓特烈·威廉三世決心完全按照自己的條件處理統一，而無需協商。他的目標是統一新教教會，並強制推行單一的標準化禮儀、組織甚至建築。長期目標是對所有新教教堂進行完全集中的王室控制。在過去幾十年的一系列公告中，普魯士聯盟教會成立了，將更多的路德教派和更少的改革宗新教徒聚集在一起。普魯士政府現在完全控制了教會事務，國王本人被承認為主要主教。反對統一來自西里西亞的“老路德教派”，他們緊緊抓住自路德時代以來所遵循的神學和禮儀形式。政府試圖打擊他們，所以他們轉入地下。成千上萬的人移居到南澳大利亞，尤其是美國，在那裡他們組成了密蘇里主教會議，該會議仍然作為一個保守的教派運作。最終在1845年，新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大赦並允許老路德會成立一個單獨的教會協會，只有名義上的政府控制。

從典型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宗教觀點來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更加個性化的宗教信仰更關注個人，而不是教堂或儀式。19世紀後期的理性主義逐漸消失，人們重新強調個人的心理和感覺，特別是在思考罪惡、救贖以及基督教的奧秘和啟示方面。虔誠的複興在新教徒中很常見。其中，天主教徒的大眾朝聖急劇增加。僅在1844年，就有50萬朝聖者前往萊茵蘭的特里爾朝聖，以觀看耶穌的無縫長袍，據說這是耶穌在被釘十字架的路上所穿的長袍。德國的天主教主教在歷史上基本上獨立於羅馬，但現在梵蒂岡施加了越來越多的控制，這是一種高度忠於羅馬的天主教徒的新“極端主義”。1837-38年間，在很大程度上是天主教徒的萊茵蘭，就混合婚姻子女的宗教教育問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那裡的母親是天主教徒，父親是新教徒。政府通過法律要求這些孩子始終以新教徒的身份撫養，這違反了以前盛行的拿破崙法律並允許父母做出決定。它軟禁了天主教大主教。1840年，新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尋求和解，並通過同意大部分天主教要求來結束爭議。然而，天主教的記憶仍然很深，並導致一種感覺，即天主教徒總是需要在面對一個不值得信任的政府時團結一致。

德意志帝國（1871年－1918年）[编辑]

“	儘管我們沒有應有的艦隊，但我們已經在陽光下為自己贏得了一席之地。現在我的任務是確保這個陽光明媚的地方仍然是我們無可爭議的財產，以便陽光能夠有效地照射到我們在國外的活動和貿易上，以便我們的工業和農業能夠在國內發展，因為我們的未來在於海上。	”
——威廉二世，1901年[214]

帝國初創[编辑]

1870年12月10日，北德意志聯邦議院將聯邦重命名為“德意志帝國”，並授予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德國皇帝的稱號，同時擔任聯邦議院的主席（德語：Bundespräsidium，直译：聯邦主席）^[215]。新憲法（德意志邦聯憲法）和皇帝頭銜於1871年1月1日生效，當月，德軍攻陷巴黎，在威廉一世於1月18日在凡爾賽宮的鏡廳內加冕^[216]。

第二部德國憲法（德意志帝國憲法）於1871年4月14日被德國國會通過，並於4月16日被皇帝宣布生效，其基本依據是此前的的北德意志邦聯憲法。政治制度基本保持不變。設有帝國議會，其中的成員由男性普選產生。但是，1871年最初的選區並未反映城市地區的人口增長。結果，到了1890年代和1900年代德國城市的大規模擴張之時，城市的代表人數和人口比例就變的十分不符了。

立法還需要來自27個州的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的同意。皇帝擁有執行權，總理協助他執政並只對他負責。憲法賦予了皇帝廣泛的權力。他可以獨自任命並辞退总理（因此在實踐中，皇帝通過總理統治着帝國），他是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也是所有外交事務的最終仲裁人，並且還可以解散帝国议会來召集進行新的選舉。儘管名義上德意志帝國是一個聯邦制的帝國和平等性的聯盟，但實際上該帝國由最強大的國家普魯士統治。普魯士佔據帝國北部疆土的三分之二，以及其總人口的五分之三。帝國國王由普魯士王室霍亨索倫家族世襲。除了1872–1873年和1892–1894年之外，總理一直由普魯士的宰相兼任。柏林在聯邦議會的58票中擁有17票，故而僅需幾票就可以有效控制較小的邦。

其他邦國保留了自己的政府，但主權方面僅有限。例如，整個帝國都發行了統一的郵票和貨幣。一馬克的硬幣上刻有德意志帝國的國號，而各邦則被允許發行更高面值的貨幣。但是，這些較大面值的貨幣實際上是紀念幣，流通量有限。雖然各邦國都有各自的軍事勳章，有些邦國擁有自己的軍隊，但較小的邦國的軍隊卻被普魯士控制。較大的邦國，例如巴伐利亞和薩克森，是按照普魯士原則進行協調的，在戰時將由聯邦政府控制^[d]。

德意志帝國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與同時期意大利的發展相吻合，後者在十年前已成為一個團結的民族國家。德意志帝國的威權政治結構的一些關鍵要素也是明治時期日本帝國現代化的基礎，這種結構同時也存在於同時期的沙皇俄國中。對於這些政府的分析可以發現，由於農民與城市地區的結合沒有革命性的突破（相對比的，一戰後的十月革命對無產階級進行了有效整合），擁有土地的精英（如德國的容克）得以保留了相當大的政治權力。

儘管在許多方面都是專制的，德意志帝國還是有一些民主特色。除了普選權之外，它還允許政黨的發展。俾斯麥打算創建一個立憲的表相，以掩蓋威權政策的延續。在此過程中，他創建了一個存在嚴重缺陷的系統。普魯士和德意志的選舉系統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普魯士採用了嚴格的三級投票制度，其中最富有的三分之一人口可以選擇立法機關的85％，這確保了保守派能夠佔多數。如上所述，普魯士的國王和總理同時還是德意志帝國的皇帝和總理，這意味著同一位統治者必須從完全不同的選舉體系產生的立法機關中尋求多數席位。從1890年代起，農村地區的總代表人數過多，導致普選權被大大稀釋了。城鄉人口平衡從1871年開始完全逆轉，到世紀之交之時，帝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了城鎮地區。

俾斯麥時期[编辑]

文化鬥爭[编辑]

文化鬥爭是指俾斯麥在1870年代對抗天主教會的行動，在此期間天主教徒成為了「帝國公敵」。早在1870年，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頒佈《教宗無誤論》，由於德國天主教徒當中存有不同意見，使國家首次捲入教會事務。天主教徒於1870年12月創立中央黨，宗旨是保護天主教徒利益，可是俾斯麥認為它是在保護帝國的敵人，黨對教宗的支持使人們認為該黨效忠於教宗而非國家。中央黨在1871年大選獲得63個席位，僅次於民族自由黨^[219]。此外，俾斯麥認為中央黨會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和奧地利在形成一股反德國勢力，加上天主教徒在1849年法蘭克福議會中支持大德意志方案，且在普奧戰爭中支持奧地利。因此，俾斯麥決定發動一場「文化鬥爭」，以大大削弱天主教徒在德國的影響力^[220][221]。

文化鬥爭主要在1871年至1876年間進行，俾斯麥透過一系列法律削弱天主教會的影響力。首先在1871年7月，俾斯斯廢除了普魯士的文化部天主教處。1872年3月頒布「學校監督法」，規定國家代替教會對學校的監督。1873年又通過一系列法案，統稱為「五月法案」。其主要措施控制神職人員的培訓、任命和教會教育，禁止耶穌會在德國展開活動，拒絕服從這些法案的神職人員會被罷黜或拘捕^[222]。1874年規定教會不能控制婚禮，婚姻事務由國家處理，人民須向相關部門登記才具有法律效力。1875年推出「糧倉法」，凡拒簽聲明支持政府立法行動的教士將不會得到政府的宗教津貼。最後是1875年6月的「修道院法」，除了疾病服務社團外，禁止任何形式的天主教團體活動，並關閉所有修道院。許多抵制文化鬥爭的神職人員遭監禁或驅逐出境。然而文化鬥爭不但未能達致預期目的，反而使中央黨勢力越來越大，天主教徒充滿凝聚力，得到選民的支持。1874年大選中，中央黨在帝國議會席位上升一倍。由於這樣的反效果，加上俾斯麥害怕社會民主黨與中央黨結盟，以及教宗庇護九世在1878年逝世，新教宗利奧十三世表示願意和解，迫使俾斯麥放棄與天主教徒的敵視，漸漸廢除相關法令，並改為與中央黨合作，文化鬥爭終告失敗^{[220][223][224]}。

法制建設[编辑]

統一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勢力日漸增強，雖然它的人數尚少，可是俾斯麥越來越視它為心腹大患，認為社會民主黨是「帝國的敵人」之一。他們批評德國的內外政策，為廣大的工人們爭取較好的生活，因此漸漸成為德國最有影響力的政黨之一。1878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遭到刺殺攻擊，事件中無人受傷，俾斯麥以此为借口向帝國議會提出一項《社会党人法》。不久威廉一世再次遭到暗殺，傷勢嚴重^[223]。10月國會通過社会党人法。社会党人法又稱反社會主義非常法，內容是禁止社會主義者的一切集會、組織、結社以及各種報刊，也不得接受任何募款捐助，不過國會拒絕立法禁止社會民主黨參選國會議員，使社會主義者在國會仍有一定影響力。社會党人法每三年重新通過一次，直至1890年俾斯麥下台^[225]。

俾斯麥這政策的結果與文化鬥爭一樣，法案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助長社會民主黨的勢力^[226]。1870年代的經濟蕭條，使德國貧富懸殊惡化，不僅引起社會主義者的關注，同樣喚起許多德國社會不同成員的關注，社會民主黨勢力越來越大，俾斯麥為了壓制這些勞工階級的政治活動，便透過各種福利措施收買他們。因此在反社會主義的同時，俾斯麥实际上推行一些保障市民權益的社會主義法，包括1883年的《疾病保險法》、1884年的《意外災難保險法》和1889年的《老年和殘廢保險法》。縱使這些法案使德國成為世界首個具備完善社會保障的國家^[227]，但這無法彌補俾斯麥與工人之間的裂痕。1890年國會拒絕通過社會党人法，皇帝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麥的首相職務，俾斯麥下台，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結束^[225]。

德意志化[编辑]

德意志大一統政策的一大影響便是帝國境內非德意志語言在學校、學術和社會生活中的剝離。這一旨在促使非德意志人“德意志化”的政策常常導致抵抗和反作用，尤其是在波蘭裔群體中。德意志化政策主要針對生活在普魯士從瓜分波蘭獲得土地上居住在的波蘭裔群體^[228]。例如在波蘭裔人口佔多數的波森省，德國當局出台了一系列反波主義的政策和法律，而這並沒有起到非常顯著的作用，德語人口反而從1871年的42.8%下降到1905年的38.1%^[229]。

反猶主義[编辑]

在此期間，反猶主義在德國很普遍。在拿破崙的法令結束了德國的猶太人聚居區之前，反猶主義是出於宗教動機，但到了19世紀，德意志民族主義成為了主要動因。在大眾心目中，猶太人成為了資本主義和財富的象徵。但另一方面，憲法和法律制度保護了帝國境內猶太人作為德國公民的權利。一些反猶政黨曾經建立，但很快瓦解了。

三帝之年[编辑]

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在他91歲生日不久後去世，他的兒子腓特烈三世成為新君。腓特烈是自由主義以及英國憲法的仰慕者，他與英國的聯繫也因與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維多利亞長公主的婚姻而得到進一步加強。

許多人希望腓特烈的登基將導致帝國的自由化，並增加議會對政治進程的影響。6月8日，俾斯麥的妹夫、高度保守的普魯士內政部長羅伯特·馮·普特卡默被免職，這標誌著預期改革的方向，並且對俾斯麥的政府造成了打擊。^[230]

然而，腓特烈患有不可救藥的喉癌，雖然即位，依然纏綿病榻，於1888年6月15日，即統治的第99天去世，人稱百日皇帝。腓特烈的兒子威廉二世隨後登基，德國的自由化改革也陷入停滯。

威廉時期[编辑]

權力轉移[编辑]

「三帝之年」中，皇帝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相繼去世，29歲的威廉二世繼承皇位。威廉二世年輕，個性傲慢、專橫。他無法接受被俾斯麥控制，希望能親自參與政事，有一番作為^[233]。年輕德皇與年老首相意見相左，1889年5月魯爾工業區的罷工事件後，威廉二世要求帝國議會制定完善的勞動保障法案，與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背道而馳。1890年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人勢力急升，俾斯麥要求改更憲法，被德皇拒絕，最終在1890年3月18日俾斯麥向威廉二世請辭，結束俾斯麥時代^[234]。

隨著俾斯麥的離開，威廉二世成為德國的主要統治者。與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不同，威廉二世不樂意將政府事務交給總理，他希望得到充分的信息並積極參與德國的統治，而不是一個作為裝飾性的領袖存在。威廉二世還授命政治家瓦爾特·拉特瑙指導他進行歐洲經濟學以及工業和金融的研究。

有許多學者認為，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對於魯莽的皇帝來說太過穩重了”^[235]。威廉因其對外交政策的主動立場和戰略失誤（例如丹吉爾危機）而在國際上聲名狼藉，這使德意志帝國陷入日益孤立的政治局面，並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國內事務[编辑]

在威廉二世統治下，德國不再擁有像俾斯麥這樣長期執政的強勢總理，他在位期間共更換了七位總理。新任總理很難履行其職位，尤其是《德意志帝國憲法》中被賦予的同時要作為普魯士內閣首長的額外責任。俾斯麥下台後，新政府當務之急是其遺留下來的社會主義氾濫的問題，並制定一系列法案試圖彌補工人與國家的關係，但成效不大。列奧·馮·卡普里維伯爵繼任為首相，他採用溫和手段，推展德國與歐洲各國簽訂貿易條約，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並降低德國進口關稅。他的做法使工人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但引起了利益受損的大地主的強烈抗議^[236]，失去支持的他在1894年10月20日辭職^[237]。從1890年代起，最有力的君主制的反對者來自新成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其激進分子倡導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對德國君主制和實業家的威脅使該國出台政策鎮壓該黨的支持者，並實施了自己的社會改革方案以緩解不滿情緒。只要沒有被確定為社會主義者或工會成員，德國的大型工業就會為其僱員提供重要的社會福利計劃和良好的照料。較大的工業公司同時也向其僱員提供退休金、醫療津貼、甚至住房。接任馮·卡普里維的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對社會問題不甚了解，企圖限制人民的結社權，但被國會退回。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在1900年退休。隨後的的伯恩哈德·馮·比洛為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利益，於是恢復一些商業條約，以及提高一些關稅。比洛因在1908年犯了一件錯事而在1909年辭職，當時英國《每日電訊報》採訪威廉二世時，威廉二世無意間說了一些有損與英國外交關係的談話，每日電訊報訪問員把稿交給宰相過目卻沒被察覺，到公開時才發現，比洛只告訴德皇以後說話小心一點。接任的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富有和平理想，欲裁減軍備，主張和平方法解決問題，亦曾嘗試進行政治改革，但都失敗而回。

在普魯士貴族挑戰德國統一國家的要求時，在1890年代，許多組織成立起來以挑戰強加於該國的專制保守的普魯士軍國主義。教育家們德國國有學校強調軍事教育的模式，他們建立了自己的自由主義學校，鼓勵個性和自由^[238][239]。、然而德意志帝國的幾乎所有學校都具有很高的水準，並且與知識的現代化發展保持同步。藝術家們開始進行藝術實驗以反對威廉二世對傳統藝術的支持。威廉對此作出回應：“違反了我所定律和界限的藝術不能再稱為藝術”。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威廉的影響，德國的大多數印刷材料使用的仍是12世紀以來的哥特体，而不是西歐其他地區普遍使用的羅馬體^[240]。

從俾斯麥文化鬥爭的失敗中學到教訓後，威廉二世與羅馬教廷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專注於反對社會主義^[241]。當社會民主黨在1912年德國聯邦選舉中贏得三分之一的選票並成為德國最大的政黨時，這項便宣告政策失敗了。與此同時，政府的大多數職位仍保留在在右翼自由主義者或天主教神職人員這類保守主義聯盟的手中，這些聯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的支持。在威廉二世領導下的軍國主義崛起，導致許多德國人移民到美國和英國殖民地，以逃避兵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皇帝將權力逐漸下放給德國最高陸軍指揮部的領導人，特別是未來的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和埃里希·魯登道夫。興登堡接任了皇帝擔任總司令，而魯登道夫成為了實際上的總參謀長。到1916年，德國實際上已成為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軍事獨裁國家，而皇帝淪為了純粹的領袖^[242]。

一戰時期